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的Suede乐队（也译为：山羊皮乐队）还带着八十年代的宿醉，最近几周这支英国摇滚乐队携新专辑在全英各地的巡演，便算得上是青春的“回光返照”了。
乐队的灵魂人物布莱特•安德森（Brett Anderson）已在“奔六”的路上，本周一我在伦敦西南萨雷郡的小城镇Guildford，却看到了连续一个半小时不停蹦踏于台上台下、歌喉依然稳定而浑厚的热血中年。这位主唱的状态，甚至超过了九年前我在北京工体看的现场。尤其在布莱特演绎“We are the Pigs”，重复结尾那句“We all watch them burn”时；以及他自己抱着一把木吉他弹唱“The Wild Ones”时，Suede诗意兼批判现实主义式的歌词再次被动人地演绎出来。
沿用了九十年代初乐队班底的Suede，从去年开始巡演。我之所以选择去看位于偏僻的小镇这一场，源于几年前我约布莱特做过的一次访谈。从他写的歌词到这部回忆录，再到我们一小时的交谈，布莱特的愤世嫉俗感相当统一。
他也说，自己年纪越大越“愤世”。在回忆录中他提到，从小一家人住在苏塞克斯郡乡郊的小镇廉租屋，却一直与社群格格不入：父亲沉迷李斯特，每逢作曲家诞辰日就会把国旗挂上房顶；母亲会在花园里晒天体日光浴，“邻居们都把我们家称为‘厨房里放钢琴的那帮怪人’”。布莱特对我说，他是“工人阶级出身，却从小被灌输中产阶级审美价值观，但因为贫穷，教育没法跟上”。这也许解释了“小镇青年”身上永远不会磨灭的边缘感。正如他自嘲熬出头之后的Suede乐队：“外表看，人人都以为我们是高冷的伦敦精英；其实骨子里是永远融不入圈子的局外人。”
在小镇里看“小镇中年”因此是多么恰如其分。我与布莱特的交谈中，还特地问起他在回忆录里有点隐晦的一段话：他说Suede“在东伦敦那些破旧的排练房里培育出来的”，后来都被“背叛”了。
布莱特回答我说，最初Suede的创作，是从底层青年、写实社会的角度出发，去记录支离破碎的英国与人间百态。可后来出现的几支占据了Britpop（英式流行）媒体高地的乐队，却是把角度彻底换过来了，他们唱的是额手称庆、赞美英国的调子。“我十分讨厌这种光鲜的角度，这样简单化的创作，挺丑陋的，态度也过于爱国主义。我们用英格兰的英文口音去唱的歌，从来不是为了去‘庆祝’和‘赞美’这个国家，而是要去‘记录’与‘写实’。”正是因为如此，成名后的Suede一直与那几支乐队保持距离：“我知道Britpop会永远和这些乐队联系在一起，它实际上已经面目全非。我除了远远避开，什么都做不了。”
布莱特的写作与他写的歌词相似。他十多岁开始写日记、读《1984》，青春期最大的感触为“凡是艺术都与爱情有关”；中学假期帮人洗厕所赚钱买唱片；初建乐队在超市门口卖唱，被人付钱叫停；大学期间在曼彻斯特一家夜店里当DJ，不肯放“雷鬼”音乐被尾随按到垃圾桶里踢打了一顿；考入了伦敦的大学，随身带纸笔记录下在地铁里旁听路人的对话；为了经常能“浸在”大学时的女神贾斯婷的“光芒里”，将专业从城市规划转到了建筑系……这些经历都能在布莱特写的歌词中找到注脚。他在书里总结了自己的创作态度，认为艺术就是记录、诠释及转化个人经历，“音乐就应该刺破并超越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