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

健康码的遗产

聂日明:疫情作为一个外生冲击,全面整合了跨部门的个人隐私数据,公众不得不面对一个通过算法和个人数据来约束个人的社会治理时代。

“豫赐红码”事件引起极大的公共舆论,遭至全社会的批评,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媒体,人群不分立场左右,绝大多数都持批评态度。6月22日,郑州纪监委发布问责情况通报,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献彬及一位副手决定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来郑赋红码,由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处长赵勇等执行了赋码操作。

据公开信息,冯献彬负责社会面稳定、重大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分管治安支队、特警支队等,执行人员中也有政法委维稳指导处的工作人员,因此此次“豫赋红码”确实如公众所担忧的那样,被用于维稳。

健康码的建立

在其他国家,健康码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一系列前提。首先,健康码所需数据的整合难度很高。这种难处包括几个层面:第一,原始数据的完整性,比如基础人口数据库,很多国家没有统一的身份证,数据上就无法识别出所有人。在一个城市里,人口流动频繁,很难精确的掌握某一时点该行政区域内的实际居住人口情况。第二,数据分散在不同的政府部门和不同的商业机构,部门利益和商业利益会阻碍数据打通,这看起来是坏事,却保护了个人隐私(任一机构获取一个人全面信息的成本较高)。第三,这些数据直接对具体个人的行踪和行为画像,在一般国家,即使是针对个别人进行调查,要申请使用的难度都非常高,将一个城市里上千万人的数据汇总处理,更是难上加难。

在中国,这些障碍要低很多。中国有编户齐民的传统,最近十几年,一个公民自出生报户口就会被分配居民身份证号码,广泛使用的实名制使得基于身份证号码识别个人人生历程和日常行为成为可能,例如户籍迁移、大交通(火车、飞机)、住宿、运营商入网、入学、医保、产权登记等。这些数据原本是分散在不同的行政部门,比如人口数据分散在卫生部门、人口部门、公安部门,互相不通。

最近十年,有两轮冲击对数据的跨部门整合起到了较大的作用。首先是在中央压力和地方创新的双重驱动下,全国掀起公民办事“只跑一次”、“一网通办”等便民举措。全国层面已经整合了很多数据,例如全国人口中基础信息库,在这个数据库之上,各部门进行作业,如民政部异地婚姻登记、低保救助,人社部社保发卡、养老保险管理,卫计委跨省医保办理,教育部学籍网络查询。让数据多走路的内涵就是打通行政部门数据分割的局面,各地纷纷成立大数据管理部门,整合各部门拥有的数据。这样做的好处是办事确实少跑了几次,但成本是公民在大数据面前变成透明人,政府获得公民全面隐私信息的成本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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