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在过去数年出现了颇为鲜明的拐点——从原本在经贸、金融层面上广泛开放合作走向明显降温，反映出欧洲国家普遍对中国出现某种疏离和偏见，也折射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招来了诸多自然及非自然的偏见和排斥。中欧关系是一组重要的双边关系，存在非常大的潜力和合作空间。若要拓展中欧关系，恢复双方正面且建设性的合作，需要的乃是一种根本观念和行动的调整，以务实主义作为行事纲领，开辟新的互动局面。
中国改革开放实现了全新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与欧洲开启更高密度和深度的合作。其中的一个重大历史背景是，北京从经验与现实中研判认为，欧洲一直具有一定的独立倾向，并非单纯亦步亦趋地跟随英美的领导。在周恩来开启的对欧外交中，在邓小平引入的“韬光养晦”政策下，北京一直鼓励欧洲各国挣脱美国影响力羁绊，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事实上，在二战后，德国、法国和英国作为欧洲强国，其外交独立自主倾向明显。这种独立表现在，各国既要北约提供核安全保障，但又在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上寻求独立自主外交和防务。典型例子如，法国戴高乐政府在与中国建交和发展核武器方面具有明显的国家自主性；“冷战”结束后德国以金元外交加速东西德统一，不仅实现了国家的重新武装和国际影响力的拓展，而且在引领欧洲经济方面争取到了具有主动性的领导位置。在寻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方面，欧洲国家和中国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的合作利益。在寻求制衡和削弱美国霸权带来的压力方面，欧洲与中国有共同的诉求。
同时，过去20年的全球经济发展，印证了欧洲与中国一直互为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的功效。比如，在贸易上，中国进口大量欧洲产高级汽车、精密制成品、工业仪表、奢侈品等。欧洲亦进口了中国大量的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制成品。中欧在直接投资和发展可持续金融、经济方面有共同利益。在重大且涉中国利益事务上，出于对美国权力的对冲，欧洲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中国实施“两面下注”的重要依恃对象——这一点尤以经贸与金融层面为甚。这比较突出地表现为，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同时，中国与欧盟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也近乎同步展开，这有助于对冲中美博弈及冲突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