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今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在极为关键的十字路口：是继续“稳定高房价”，还是在房地产导向和住房模式上进行一场彻底的反思和变革，重新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房地产市场和住房供应新模式。FT中文网推出“房地产税与住房供应范式革命”系列文章。本文是该系列第一篇。
几经挣扎和多次 “起死回生” 反复后，恒大终究没有躲过债务违约的命。上周五晚上，恒大还是在港交发布了未按时履行一项2.6亿美元担保义务的“违约公告”，并称“集团未能履行担保或其他财务责任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债权人要求债务加速到期。”当天晚上，广东省政府“适时”约谈恒大实控人许家印，并应恒大集团请求，向其派出工作组，“督促推进企业风险处置工作，督促切实加强内控管理，维护正常经营”，“以有效化解风险，保护各方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也“踩点”同步跟进，在各自网站发布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一切，似乎都在按照早已准备好的“预案”执行。
从“维稳大局”出发，中国人民银行称“恒大风险主要源于自身经营不善、盲目扩张”， 并称近期“境内房地产销售、购地、融资等行为已逐步回归常态”；证监会声明：恒大集团风险事件对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外溢影响可控；银保监会更是强调恒大爆雷“不会对我国银行业保险业正常运行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但广东省政府和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第一时间跨部门统一行动的“高规格动作”清楚的表明，恒大债务爆雷事件的影响之大以及中国顶层高度重视的程度之深。
其实，清理和消解恒大债务爆雷“冲击波“影响，早已在不同层次悄悄进行。恒大自己除在全国各楼盘以六七折的价格进行“以房抵债（款）”外，更是在全国600多个楼盘全线大甩卖，甚至传出有些地方甩卖的房价由于低于成本而被有关部门勒令补上差价。有些地方为保持当地房地产市场及房价的稳定，防止恒大债务爆雷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早已对当地恒大的房地产项目“接管处置”。
以上，还只是地方政府和恒大自己清理债务“地雷”及影响的一些表象上的做法。从更高的深层次来看，可能没人比中央政府更清楚恒大及一系列房地产开发商债务爆雷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和怎样的冲击波。
今年10月23日，“忸怩”了近二十年的房地产税全国性试点，终于由全国人大的一纸红头文件匆匆推出。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怎样的“刺激”，才把这久拖不决的“顶层设计”从“工具箱”中搬出？
现在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物业税”的提法就第一次出现在高层官方的权威文件中。“决定”指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后来的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把“稳步推行物业税”作为我国“十一五”进行税制改革的重点之一。18年过去了，经历了漫长的政策拉锯、权衡和博弈，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的释放“试探气球”和无奈的“缩头”，才终于有了现在全国人大对外发布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一纸公告，中国房地产税的“改革试点”终于落锤定音。尽管它的名称，已由18年前最早的“物业税” 摇身变为现在的房地产税，尽管此前实施已有十年之久的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效应远低于当初顶层政策设计和社会各方预期，并被公认为失败，但房地产税的试点还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