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被称为国内“人脸识别第一案”的杭州郭兵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一案开庭。郭兵是野生动物世界的年卡会员，2019年10月，他收到短信通知：“园区年卡系统已升级为人脸识别入园，原指纹识别已取消，即日起，未注册人脸识别的用户将无法正常入园。”郭兵认为，面部信息系个人敏感信息，野生动物世界单方面违法修改服务条款，要求退还年卡费用。在协商无果后，郭兵一纸诉状将野生动物世界诉至法院。事实上，这绝非孤例。从北京地铁刷脸安检到监测记录学生课堂动态，在过去一年人脸识别频频引发争议。而在民意滔滔的另一端是人脸识别的迅猛发展。从2015年到2019年，人脸识别、视频监控的专利申请数量从1000件飙升到3000件，其中四分之三在中国。MarketsandMarkets咨询公司研究预计，到2024年，全球面部识别市场规模达70亿美元。产业、技术和舆论的背离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人脸识别的正当性边界何在？
当我们谈论人脸识别，究竟在担心什么？
人脸并不是每个人秘而不宣的隐私，事实上，我们的容貌在社会关系和人格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因如此，在中国，蒙面往往和不可信任、危险人物等负面印象密切相关，而德国、意大利、法国、纽约、香港特区相继出台在公共场所或公众集会中禁止蒙面的法律，也彰显出公共空间中人脸的公共性。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会对人脸识别忧心忡忡呢？
首先可以想到的，人脸识别可能危及现代社会重要的馈赠——“陌生感”以及其背后的“匿名性”。如果说传统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群体之中，那么现代社会则是一个由无数原子化个体构成的“陌生人国家”。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这样刻画这种陌生性：“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威胁我们，如犯罪。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在陌生人社会中，个体事实上“隐身”了，尽管他对自己的面貌、行踪、言论毫无隐藏，但他依然认为他人理应对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地铁中、饭店里、街道上、电梯间等公共空间，人与人之间的“礼貌性不关注”（civil inattention）早已成为社会基本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