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的黄金时代
2015年12月2日，已婚夫妇赛义德•法鲁克（Syed Farook）和塔什芬•马利克（Tashfeen Malik）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的一家社会服务中心发动恐怖袭击，造成14人死亡、22人受伤。两名袭击者随后在与警察的枪战中丧生，死前销毁了他们的个人电话。但法鲁克留下了他为之工作的县公共卫生局发给他的工作电话。这是一部运行iOS 9操作系统的iPhone 5C，不过已用四位密码锁定，并且，根据苹果的设置，在尝试10次密码失败以后，手机将自动清除所有数据。2016年2月，当国家安全局无法解锁这台手机时，联邦调查局要求苹果公司开发一个手机操作系统的新版本，将其安装并运行于手机的随机存取存储器中，以禁用某些安全功能，从而可以打开手机，查看恐怖活动的线索。
这一要求为苹果公司所拒绝，它声称自己奉行从不破坏其产品安全功能的政策。联邦调查局成功申请到美国地方法院法官谢里•皮姆（Sherri Pym）的一纸法院命令，强令苹果公司创建并提供所需的软件。
苹果公司再次宣布反对该命令，理由是创建后门会对广大苹果用户构成安全隐患；苹果的加密系统不只是保护一台设备，它保护每一部手机。国家和互联网公司之间的法律大战一触即发。就在此一关键时刻，联邦调查局宣布他们找到了能够协助解锁iPhone的第三方，因此撤回了原请求。
双方在这场战斗中利益重大。执法部门显然持有打击犯罪和制止恐怖袭击的充足理由，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2016年4月表示，美国应始终平衡隐私与公共安全，而加密技术却破坏了这种平衡。“强加密的逻辑意味着所有人包括执法者的生命，都将很快受到影响，”他说。“在我看来，根据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价值观，绝对的隐私以及那些认为政府应该把手从民众的手机上拿开的想法没有任何意义。”
问题的焦点是政府是否可以要求科技公司制造带有后门的加密设备。本质上这是矛盾的：如果一个设备留有后门，则它就没有加密性。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Tim Cook）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问题不是“隐私与安全之争……而是隐私并安全与安全之争”。不妨理解为：他说的前一个“安全”指的是个人的数字安全，后一个“安全”是国家安全。
库克相信：“我们现在生活在监控的黄金时代。我们所有人留下的数字足迹到处都是。”也因此，这件事并非个例，而关乎“科技民主”：“这不是一起单独的个例事件，它将影响未来整个美国、甚至全世界的科技界……这样一个会影响到上亿人的决定不该由任何一个人说了算，不论是法官还是FBI。它是需要被讨论的，被所有人共同决定的。”
这是一场典型的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之争。美国政府相信自己代表公共利益；苹果公司义正辞严地捍卫个人隐私。而库克的话表明，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判定公共利益止于何处、个人隐私又始自哪里，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利益课题。
这场有关安全性和隐私性的公开斗争未开局即告终，给各方留下了太多困惑，人们没有得到安全性和隐私性谁更优先的答案。平衡二者的焦点始终在于：公众必须放弃什么？代价有多大？
在现实中，国家安全与企业利润的双重要求，已然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隐私保护。“隐私”这个东西，在消费者常以其换取方便的今天，听上去不像是什么了不起的需要坚决捍卫的价值。其实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隐私乃是自由的核心，通常会支持其他基本权利和自由。拥有它意味着你可以自由选择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体，或者谁可以看到你的个人信息，或者不受妨碍地与朋友和同事交流，以及决定谁有权监视你的行为并记录你的生活，又是根据什么理由。
这些全部都是十分重大的课题，它们是不可能长期悬而不决的。果不其然，2020年一开始，这些问题又杀回来了，借着“危机”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