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因为她在贫困国家的工作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Nobel Prize)。现在，这位法、美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希望利用这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机会来挽回她所在行业的受损名声，恢复其在解决困扰富裕世界的问题中的作用。
我们在伦敦见面，迪弗洛很和蔼地面对眼前这又一轮追根究底。“我很忙，但这是有意义的忙。”她这样评价获得诺贝尔奖后的一个月。
她的一本新书刚刚出版（《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试图展现经济学能为有关移民、贸易或日渐严重的不平等的激烈争论带来什么），她说：“我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时机了。”
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选择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传统。在过去20年内，四分之三的经济学奖获得者是55岁以上的美国白人男性。47岁的迪弗洛是这个领域的最年轻获奖者——而且仅是获得此奖的第二位女性。虽然她与她的丈夫、同为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的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以及哈佛大学(Harvard)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共同获得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她因为上述原因吸引了大部分关注。
谈到私人的事情，她有些谨慎——当我问起她与丈夫在工作中的紧密关系时，她只说很轻松，因为“我们都是书呆子，我们喜欢自己做的事情”。只有在解释他们开创的研究方法时，她才变得活跃起来。
我们的对话刚开始几分钟，就深入探讨了免费发放的扁豆、短信提醒还是村庄里的传言最能提升疫苗接种率。这样一下子就深入细节的讨论并不令人吃惊。迪弗洛不太受得了那些寻求用宽泛理论解答“大问题”（例如增长的源头，或是贫困的终极原因）的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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