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英国政治喜剧《是，首相》中，有一段关于英国加入欧盟的调侃。内阁秘书汉弗莱•艾普比爵士说，“我们加入欧盟，是为了搞垮欧盟。”这当然是英国式自嘲。不想任务没有完成，英国却已经忍耐不住卧底的艰辛，决定退出，自己差点被脱欧搞垮。特蕾莎•梅首相的脱欧方案在英国议会三次碰壁，只得请欧盟放宽期限。在绝境之中，获欧盟延期至10月底。这自是好消息，但仍看不到光明前景。在英国国内，有民众游行呼吁再次公投，工党也表示支持。而分地区看，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多数人在公投时就反对脱欧。欧盟也放言，公投回欧是最好方案。然而，如果用新的公投否定前次公投，新的公投也将会按照同一规则被否定。那英国将无宁日。4月18日发生在北爱尔兰的骚乱以及一名女记者身亡，说明了问题的急迫性。这可如何是好？
英国脱欧的问题，从根本上看，就是这一投票规则有着严重缺陷，却被看作不容怀疑的优越制度。投票制度所依据的原则，就是同意原则。一个人同意某项决定，意味着他认为这项决策对他有利，至少不会伤害他；当他反对时，就说明他认为这项决策有损于他。所以布坎南教授提出，只有全体一致同意才是公共选择的最好规则，这意味着没有一个人受损。但在现实中，在人数如此众多的人群中，很难一致同意。所以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投票规则都是多数规则。但这就产生了问题，即不同意的少数人会因这一决策而受损。在经济学的传统中，有一种信念，即不同人之间，他们的效用不可比。也就是说，不能说两个人的效用就一定比一个人的效用要多。因而，投票中的多数规则并没有极为坚实的经济学基础，只是在现实中，它直观地比多数服从少数规则要好，作为一致同意规则的变通规则而被接受。
但多数规则一定会带来对投票中的少数群体的损害，尤其是在简单多数规则下更是如此。可能会出现51个保罗对49个彼得的剥夺，甚至是51个保罗为获得100万元，而剥夺49个彼得的200万元。因而虽然多数规则节约了投票成本，却带来了对少数群体的损害，这被称为“外部成本”。而且被损害的利益越是切肤，这种公共决策的结果越不能容忍。这正是这次英国脱欧公投的情境，有约52%的人赞成脱欧，48%的人表示反对。双方票数相差不大。而双方票数越是接近，越说明少数派受到的损害越多，越可能不愿接受。更何况，还有公投结果的地区差异问题，如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反对脱欧。这种因地区的人口多寡而导致的投票结果并不公平。更要命的是，由于多数规则是一致同意规则的变通形式，所以将后者的有效品质也转移到前者身上，多数规则的结果就具有一致同意规则的权威性。在公共领域中，反对的少数派既然不能退出以避害，也就只能忍受这一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