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终于出台，规划纲要作为顶层设计，在大方向上虽已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宏观目标，但有关建设的具体政策措施，还须由中国国务院各部委与粤港澳三地政府再行磋商之后，才逐步推出。
在大湾区建设具体政策措施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背景之下，调研组近日通过在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粤港澳三地的实地调研之后，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很可能会面对一些其它湾区、地区过去曾经遭遇的类似的阻力，如果未能有效清除，很可能严重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进程。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提出的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大湾区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的目标，调研组在上一份调研报告中已披露并详细解读，该调研报告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至少需要面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部分城市缺乏发展科技创新产业的土壤、大湾区内部利益难统一和重复建设严重等三大挑战。
调研组新的调研报告，则将重点从宏观层面，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容易被外界忽略，但又真实存在，且须努力克服的六大阻力。调研组认为，如何消除这些阻力，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更加顺畅，深值中国中央政府、国务院各部委、粤港澳三地政府、以及关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各界人士思考。
阻力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传统行业的利益若未能兼顾，或将引发反弹。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篇幅描绘先进、高端制造业、新兴产业、科创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但对传统行业的未来发展则仅寥寥数语。但是，调研组通过福布斯最近公布的富豪排行榜单，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占据前面位置的多数还是传统行业的代表，而旧金山湾区则恰恰相反。（如图）
粤港澳大湾区这些传统行业的代表，凭借他们的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能获得稳定利润, 是否还会大举投入高风险的新兴企业？调研组翻查这些传统行业的年度业绩报告发现，他们纵使参与也仅是小打小闹性质，与主业根本无法同日而言，更不用说，投资创科企业因回报时间更长、风险更高，并非是这些传统行业所长，毕竟，隔行如隔山，智慧可以传承，但成功不可复制。传统行业所长的房地产、博彩、酒店、家电等，又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要目标。因此，这些传统行业所掌握的庞大资金和资源，未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愿有多大，依然成疑。
更为重要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以发展科技创新为主要目标之一，这将改变大湾区商业发展的游戏规则，或已影响了在现有体制下的传统行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可能遭致反击。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阿里巴巴曾经在2014年申请回港交所上市，但最终未获成功，一方面固然是以香港当时的“同股同权”上市规则相悖有关，另一方面则是来自香港的传统利益产业、社会舆论的压力。原因无它，由于阿里巴巴的网购业务已经对一些中国内地、香港两地的开发商所经营的商场，以及传统行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所谓在商言商，商场如战场，传统行业的商业自然会利用各类舆论攻势和潜规则，对竞争对手阿里巴巴大加鞭鞑，并对香港相关机构施压了很大的压力，最后阿里巴巴只好远走美国上市。
就算幸运如小米，在港交所改变上市的游戏规则、热烈拥抱新经济之后，以及利益共同体如科技媒体、一级市场投资人的百般呵护、无尽赞美下，最终成功在香港上市，但估值却由最初的2000亿美元大幅下调到最后的500亿美元。“贱卖”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不说是市场定价权掌握在传统投资者手上，科技新贵面对二级市场的传统势力并没有多少办法，毕竟市场认为值多少钱，新科新贵才能值多少钱。双方实力并不在同一个力量级别上，科技新贵在估值问题上受“欺凌”也是无可奈何的。
因此，如果简单认为，只要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推动新兴产业、创新科技产业发展，就能促使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产业与传统行业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传统行业。调研组认为，这种想法是美好的，但实施起来有些困难。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创新并非只是“崇拜新奇”(Fetishism of Novelty)，发明出全新的产品，无论是改良产品设计、使之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创新”，还是改善生产流程、物流体系的“流程创新”都有可能推动传统行业的革新和发展。何况，传统行业通过新技术进一步发展，是有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的。历史上，蒸汽机技术出现之后，利用蒸汽机技术的交通、制造企业脱胎换骨，而非发明蒸汽机技术的专家和企业胜出。又例如，60年前，沃尔玛发射私人卫星，利用卫星科技为配送中心提供技术支持，成就了全球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之路。当今，作为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商，亚马逊通过云计算资源搭建大数据架构，不但抢夺了沃尔玛的市场，而且从全球云计算市场看，亚马逊AWS已独占全球50%以上的市场份额，微软Azure、谷歌GCP、IBM的Softlayer，这三家的全球市场份额总和也不如亚马逊AWS。
调研组在调研中发现，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并不缺乏此类New Money和Old Money和谐共处，共同为湾区建设的案例，当然，调研组也发现了失败的案例，例如在美国东部的费城，大约40年前也曾希望模仿旧金山湾区的发展模式，但由于费城的Old Money如经营化妆品公司的Perelman家族、全球著名的食品品牌金汤宝公司（Campbell Soup Co.）最大的股东Mary Alice Dorrance Malone家族，还有家族从事烟草业已经100多年历史的John Middleton等，在当地太过根深蒂固，导致该地的新兴科技企业直到如今还不成气候。
对此，调研组建议中国国务院各部委与粤港澳三地政府，在制定相关具体政策措施前，不妨借鉴外国湾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多考虑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避免引发大湾区内的New Money与Old Money的针锋相对，拖慢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步伐。
阻力之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对粤港澳三地政府的管治能力提出新要求。
调研组大部分成员对粤港澳三地非常熟悉，甚至是在这三地土生土长，既熟悉广东情况，也十分熟悉港澳现状。可以看到，粤港澳三地政府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进程中，将会面对不少管治上的新挑战。
以香港特区为例，早在港英时期，英资财团汇丰、怡和和太古等不但掌控了香港的经济命脉，而且对港英政府有重大的影响力，港英政府也全力维护英资财团的利益和英国在香港的利益。香港1997年回归之后，特区政府掌握的核心资源仍然不够多，既没有掌控核心产业，也不拥有影响香港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因此，香港特区政府主导新型产业发展的能力，尤其是直接投资促进科技产业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能力并不足够。同样，澳门经济命脉也不掌握在澳门特区政府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