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美已经举行了6轮贸易谈判。每轮谈判之后，美方发布的官方声明，以及中美声明的对比，都是市场分析人士“信息挖掘”的重要文本。其中，最为抽象，从而也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是“结构性”这个表达。2月6号，特朗普在华盛顿发表演说，当谈及中美贸易谈判时，就强调道，与中国的协议，必须包括“结构性变化”（Structural change）。那么，什么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分歧？
笔者认为，所谓的“结构”，是相对于宏观上总量而言的，它是一个微观，或者是中观层面的词汇。它既可能体现在结果上，比如贸易结构的失衡，也可能体现在程序上，比如由歧视性规则、不公平竞争的政策而导致的权益的不对称。
我们认为，第一个层面是贸易结构问题，即中国对美国长期保持了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其中主要是商品贸易的大额顺差，服务贸易中国处于逆差状态。所以，在中美6次谈判中，美国总是期望中国能够从美国购买更多美国的农产品和能源。特朗普曾向美国选民夸下海口，要逐年缩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本轮谈判中，美国公布的谈判声明中的第8条就讨论了贸易逆差问题，还提出了具体措施，即中国“从美国农民、牧场主、制造商和企业购买美国产品”，声明称这是一项“关键的内容”。
美国并没有停留在就贸易失衡而谈贸易失衡这个层面。美方并不认为“比较优势”理论适用于解释中美的贸易结构的失衡，而认为中国是通过不公平的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以及各项产业政策获取国际竞争力的。比如，由各种产业政策（如补贴）所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就在美方声明的第5条——“包括补贴和国有企业的市场扭曲力量如何导致产能过剩”中体现出来了。
相比于贸易失衡这个结果而言，程序上的不公平是美国更为关注的“结构性”问题，这也是美国和WTO提倡的“竞争中性”的内涵，它剑指中国在企业、产品或服务层面的竞争当中的制定的歧视性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