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前瞻

展望2019:中国需要“供给侧减税”

邵宇、陈达飞:“供给侧减税”核心是降低企业的边际资本成本。在新时代故事里,企业应该是主角,而台本就是供给侧减税。这在中美博弈的当下,具有战略意义。

2018年,12月10号,周天勇教授在FT中文网发表的《中国税费负担有多重?应当减多少?》一文,引发市场不少关注,根据其文中的测算,2017年,中国宏观税负为36.2%,在任何一个口径上比较,都排在世界前列。设定最高税负不超过30%,周教授认为,中国的减税额应达到5.8万亿,可分3年完成。所以,5万亿这样一个减税礼包是可期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减?

需求侧减税和供给侧减税:一个理论分析

减税,既可以是供给侧的,也可以是需求侧的,但效果却有较大不同。减税通过两种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一种叫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另一种叫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前者指减税可以增加税后收入,从而增加需求;后者强调减税会提供一种激励,使人们用劳动替代闲暇,或者用投资替代储蓄等,这会增加产能,即供给。“供给经济学”强调的就是后一种效应。

从具体措施上来看,需求侧减税的一个典型形式是增加抵扣额,而供给侧主张降低边际税率。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可以从两种减税方式产生的激励机制来理解。在累进税体系下,增加抵扣额,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激励是一样的,很少有个体会因为抵扣额的增加而增加劳动供给。因为,边际劳动收入的减税额为0。但降低税率的效果却明显不同,以高收入阶层为例,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等级为45%,这就意味着,这个收入等级的劳动者,边际上有近一半的收入要纳税,每多增加1元收入,就要上交0.45元。如果将税率降到35%,就意味着每增加1元的收入,相比以前就多0.1元税后收入,从而增加劳动供给。中国新一轮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如提高起征点至5000元,以及增加个人所得税抵扣额,都属于“需求侧减税“”——“将钱塞到消费者口袋里”,其经济学效应是增加消费支出。

如图1(左)所示,需求侧减税的效果,就是将短期总需求曲线从移到,结果是物价上升,短期总产出提高,均衡玉栋。但是,长期总供给曲线保持不变,新均衡并非稳态。在此均衡点,物价预期会提高,且由于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预期劳动力成本会提高。所以,站在生产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会缩减产量,短期总供给曲线将移动到,此时,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重合,达到稳态均衡,与原始均衡点相比,真实产出不变,物价上升到。

右图显示的是“供给侧减税”——降低边际税率(所得税或增值税)的经济效应。理论上,可以实现无通胀的经济增长。其逻辑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由于每增加一单位收入,都能够增加税后收入,所以会促使人们更加努力的工作,同时,还会促进一部分非劳动者群转变为劳动者;降低企业所得税或增值税税率的道理是一样的,企业每增加一单位收入,税后收入都会增加,会促进企业扩大生产,增加劳动需求,提高劳动者工资,需求侧也会增加。与此同时,劳动供给和资本存量提升的效果是,长期供给曲线也会向右移动,从移动到新的均衡——无通胀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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