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独立学者荣剑与FT中文网编辑王昉围绕中国改革40年思想史的深度访谈的第三部分，重点探讨国家主义之外，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两大思想阵营——自由主义和新儒家对今日中国社会的意义，以及它们各自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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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儒学回到传统：以经术缘饰吏治
FT中文网：再请您谈谈新儒家这个阵营。最近儒家思想似乎又热了起来，新儒阵营的主张是什么？
荣剑：新儒家有一个所谓儒学“三期说”，杜维明是提出这个说法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儒学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从先秦至汉代，从孔子到董仲舒；第二期从宋代到明代，所谓宋明理学；第三期是从梁漱溟到杜维明。这是以形而上学为建构的儒学三期说。除了这“三期说”，现在还流行所谓“新康党”，包括蒋庆的政治儒学。1949年之后，特别是经过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儒学在中国大陆几乎被扫荡以尽，只在港台尚有发展余地。在港台，牟宗三、殷海光、钱穆等大儒倡导中国文化重建，锋芒直指大陆的文化专制主义，主张儒学迎合世界民主潮流，由内圣开出科学和民主的新王。后来余英时等人在海外依旧在做这个大功课，从80年代起至90年代，对中国大陆学者，从儒学到自由主义，均有深远影响。90年代的中国大陆儒学的学术重建，从问题意识、理论建构到研究方法，无不受之于海外儒学和港台儒学的重大启示。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膨胀和所谓“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中国大陆儒学迎来了自我发展的良机。执政党将重振儒学作为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复兴儒学所需要的政策支持，并通过国家基金的方式向儒学研究输送各种资源。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学问不大，但口气越来越大，他们认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到来，儒学不是要开出科学和民主的新王，而是按照儒学早已有之“儒宪方案”或“康有为方案”或“天下体系方案”，不仅改造中国，而且改造世界。在儒学研究这些雄心勃勃的氛围中，甚至连李泽厚都被感染了，他在2011年宣布：中国哲学该出场了。
从诸如“新康党”和蒋庆政治儒学的规划意图来看，他们所提供的重振儒学的计划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政治方案，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超出汉代董仲舒的政治抱负。2010年我在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上发表了长达45000字的长文——《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其中我提出了儒学话语的三次转向。汉代儒学是对孔子开创的儒学的政治学转向，董仲舒的政治儒学，不是研究义理问题和形而上的问题，而是为汉代政权的合法性以及改制更化提供学理性证明。到了有宋一代，儒学才开始转向形而上的建构，走向心性之学。朱熹学和阳明学，作为理学和心学的两个派别，都是通过形而上的建构而走向外王之学。到了清代，儒学发生第三次转向，即从形而上学走向了朴学，也就是走向了考据学。通过考据学，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知识学框架和一整套形式主义的话语系统，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建立起儒学的一个“程序正义”系统，把从汉代以来的儒学文本，特别是宋儒的文本，都置于“程序正义”系统中进行审核，以致许多被宋儒奉为经典的儒学文本露出了不过是伪书或伪经的原形，从源头上戳穿了宋儒形而上学的虚构性。比如，邵雍绘制的太极图是从哪里来的？是五代时期一个叫陈抟的道士伪造的。基于一本伪书建立一个宇宙系统，不是扯吗？古文《尚书》里多少篇都被证明是伪书，包括那个16字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以说清代的学术正义非常重要，它把儒学的文本系统做了一次大清理，由此彻底动摇了宋儒形而上学的学理基础，儒学的形而上学成了无源之水了。
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的“儒学三期”都是围绕着形而上学建构而展开，这个说法非常不靠谱，这样的划分是有问题的，至少是把清儒的学术贡献给有意遮蔽了。从考据学的程序正义角度来看，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托古改制理论多是其对孔子的演绎，在史学上站不住脚。康有为重倡今文经学，是要恢复汉代董仲舒政治儒学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到了康有为这里就算到头了。康的学术结局和政治结局都很清楚，从康梁变法失败后，他完全被淘汰出局，而梁启超因为理论及时转型而在民国初年仍有大影响。
在康有为之后，辛亥革命结束晚清帝制、中国开始现代转型后，儒学的政治功能基本上已经衰竭。后来中国就是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派别当中来回做尝试。到建国以后就不用说了，儒家更没有位置。但是到今天，儒家突然面临一个重大机会，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合法性衰竭以后，执政党意识到，在重整传统思想资源时，儒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且儒学在历史上长期起到了“以经术缘释吏治”的作用。执政党重新倡导国学，为儒学复兴提供了一个重大机会。
儒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但怎么发展呢？是继续为现有的统治系统的合法性提供证明，就像董仲舒在汉代所做的事情那样？还是按照港台儒学曾经做过的那样，在儒学的现代转型中开出民主宪政的新王？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选择。我跟一些儒学学者在讨论问题时，提出过判断现代儒学性质的三个前提。第一，你是不是认可宪政？如果你认可，那我们就可以对话，因为在宪政条件下，所有思想都可以进行充分的自由的交流。包括很多人都批评的儒宪，我觉得就可以和它对话，因为它倡导宪政导向。第二，你是不是对现有的制度安排持批评的态度？是不是对国家主义持批评的态度？如果你是持批评的态度，那就可以对话。如果你完全拥抱国家主义，那你就是国家主义的工具。第三，你对当前所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能不能及时发表意见？如果你不能，那你根本不具有一个公共职能。当年河南平坟运动时，秋风等一批儒学学者出来呼吁，我当时对他们表示支持，后来他们又沦为国家主义的帮凶了。儒学如果能够在上述三个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坚持宪政导向，坚持批评政府，坚持在公共问题上发声，那么我就认为它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合作的。但现在看来，中国的大多数儒者在这三点上都做不到，他们从宪政退回来了，他们甘愿成为国家主义的工具，他们无视现实中的问题。蒋庆的那套东西，比如“三院制”，还提出要给孔子家族留一个天然的不可动摇的位置，真是奇谈怪论！最关键的问题还是，现在这些风头正劲的儒者，倒是恢复了汉代儒者的一个传统：以经术缘饰吏治。他们还达不到王安石的层面：“经术正所以经世务”；更达不到龚自珍的层面：“凭藉经术以讥弹时政”。现在的儒学，向当国者献媚，和国家主义全面合作，经术不正，又没有任何“讥弹”时政的勇气，孟子倡导的对独夫民贼的决绝态度和士人所应有的浩然正气早已荡然无存。所以，现在我对儒学基本上是一个负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