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独立学者荣剑与FT中文网编辑王昉围绕中国改革40年思想史的深度访谈的第二部分，重点探讨“国家主义”给中国同时带来的巨大的动能和沉重的隐患、中国在告别国家全能主义之后的社会性质、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对国家主义合法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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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主义是现在中国所有问题的总根源
FT中文网：在中国目前盛行的几大主义中，想请您重点谈谈国家主义。它是怎么酝酿发展成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的？
荣剑：国家主义是这个体制与生俱来的一个主义，极权主义都是国家主义。我在跟马国川的一个对话《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中，提出了无限国家主义（也叫绝对国家主义）和有限国家主义这对概念。所谓绝对国家主义，就是国家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国家把所有的社会资源都控制起来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体制，苏联原来的体制，都是绝对国家主义。国家不仅控制着物的生产，在中国做得更极端，连人口的生产也被计划了。
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到相对的或者有限的国家主义。90年代以来，国家（state）借助市场的力量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让执政党取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发展空间，积累了庞大的财富，掌握了巨大的资源。这涉及到我们对“中国模式”的一个基本判断：国家主义在“中国模式”里达到了历史上从没达到过的高度，它的发展动能，以及巨大效率，的确被充分开发了出来。
国家主义不是从新左演化而来，而是新左主动投靠到国家主义上去了。新左并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国家主义理论纲领，对于执政党来说，它也没有明确打出国家主义的旗帜，明确主张国家(state)至上。事实上，国家主义主要是一个制度安排，是一个国家全能控制系统，包括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由国家主导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
张五常在2008年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时候，写了一本书——《中国的经济制度》，里面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县际竞争说。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来自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相竞争，就是说，中国经济源源不绝的动力来源于两个轮子，一个是市场化的轮子，另一个是政府的轮子，也就是各级政府间的充分竞争。举个例子，我今天接待了一位客人，他是一个县招商局的驻京办事处主任，主要工作就是招商引资。在欧洲，没有一个政府需要干这种活，只有中国的政府在干这个活，把招商引资作为一个主要的绩效考核指标。政府给这个年轻人的指标是，一年要完成3个亿的招商任务。当每一个县每一个市都在这么竞争，这个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多大？
但是，国家主义也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秦晖讲的“低人权”。在德国修一条公路，修了十年没修下来，我们五年可以把一个一个高铁干出来。到处都是强拆。所以说，国家主义能发挥巨大的动能，带来很高的效率，但也会产生严重的问题。这给全世界学者带来了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科斯教授原来是很欣赏张五常2008年的这本书的，给了很高的评价。但几年后，科斯与王宁合写的《变革中国》，提到了边缘革命的问题，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来源于四种边缘力量的推动，而不是政府主导的过程。后来我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了一篇书评，充分肯定了科斯教授提出的边缘革命论，并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我认为，执政党没有一套关于改革的设想，也没有关于改革的理论，只是改革走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批准了。因此，当时的改革其实是“实践突破理论”，而不是“理论引导实践”，邓小平应该是“总批准师”，而不是“总设计师”。
FT中文网：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仍然在“摸石头”，其实还没有为这40年的发展总结出一套理论？
荣剑：本来，通过40年的改革，我们是可以总结出一套理论的，比如对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肯定。国家主义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动能，正是借助了市场的力量，但由此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主要就是权力和市场发生配置时，出现了权钱交换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长处在这个地方，它的弊端也在这个地方。
现在的中国政府，是全世界掌握资源最多的一个国家机器。它动员和开发资源的能力太厉害了。去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个演讲，题为《山重水复的中国》，里面我试图解释，共产党在大概率要崩溃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崩溃？“中国崩溃论”在西方流传很久了，2002年时章家敦就第一次讲中国即将崩溃，到2016年，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二号人物沈大伟又出来说，中国即将崩溃。当然沈大伟后来做了一个说明，他说中国的确要崩溃，但大概还需要三十年时间。我就批评他，这话等于没讲。我在演讲中提出了分析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四重概念：合法性、正当性、有效性和合理性。我试图用这四重概念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崩溃的问题。
就合理性和有效性而言，国家主义具有其他主义难以匹敌的比较优势，因为它把所有的国家资源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所谓 “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的高铁，从经济绩效来看，的确是个奇迹，五年就干了出来。我们坐高铁的时候，的确能感受到国家主义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改进。
FT中文网：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我们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得益者？这个大轮子碾压过去的人，比如失地农民，不会这样想吧？
荣剑：对中国改革40年，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就是财富总量是极大增长了。当然它的分配结构有巨大问题，少部分人占有了80%或者90%的财富，而 80%到90%的人大概只占有了10%的财富。但我认为，总体上看，不同的社会阶层，程度不同地受益了，还是搭上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了。这个需要实事求是。就是说，这个制度安排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
但是，正如我在哥大演讲中所说，它的有效性正在衰竭，它的合理性正在变得不合理。比如说，原来倡导党政分开，这个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合理的，是一个进步，但现在又重新走上了党政合一的路，党国的制度取代了政府的制度。再比如，原来国企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了，现在国企索性变成党企了，变成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说，国家主义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衰竭，如果没有再进一步的改革，或者说不继续遵循市场化的原则来处理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它会走向它的反面。
我认为中国眼下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就是国家主义带来的，它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总根源。国家主义作为一个最强大的话语，学术界思想界的争论，都要受制于它的逻辑。一方面，它会排斥自由主义的话语；另一方面，它会充分利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和儒家的一些东西，把它们吸收进话语系统里，进行分工合作。通过儒家出面，来解决一个和传统对接的问题；通过新左派来跟国际上的左翼势力对接；再通过民族主义来调动民间的情绪，通过民粹主义来发动底层民众或愚弄民众。通过整合这些不同的主义，在国家主义的系统中，聚集起它的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支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