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南翔（1913年－1988年），江苏宜兴人。1932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3年10月加入中共。他先后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学委书记，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翻开清华校史，迄今为止，最耀眼的两位校长无疑是梅贻琦和蒋南翔。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点将，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由于青委缺负责人，请派蒋南翔来”。经中共中央同意，蒋南翔赴重庆任南方局青委书记。皖南事变后，1941年2月，蒋南翔奉命从重庆撤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
1942年2月，延安开展持续三年的整风运动，为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奠定思想基础。1943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开展“审干”。
1943年7月15日，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宣称延安各机关“特务如麻”。
“审干”运动转为肃反运动，即“抢救失足者”运动，并迅速掀起高潮。“左”祸盛行，怀疑一切，残酷斗争，大批无辜的同志被无情打击为“特务”、“叛徒”和“敌探”，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蒋南翔对“抢救运动”从积极参与到困惑反省，再到上书质疑，有个转变过程，体现了一个追求真理和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本色。
1943年5月，中央青委响应号召，实施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蒋南翔承认自己一开始的思想认识，“我完全接受当时抢救运动中所流行的那种思想和作风”，“企图用各种方法强制被抢救的对方戴上自己所凭空预制的帽子”（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本文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源于此）。
抢救运动造成的紧张空气，无论机关或学校，相当普遍地存在，暴露出以下消极因素：“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们（他们在坦白分子中的百分比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到处发牢骚、更厉害的发展了自由主义”；有的“工作情绪更加消极、工作效率更为低落”；有的“神经受了刺激，弄得精神失常、语无伦次，以至在好长的时期内都不能恢复过来”；“有隔阂存在于‘抢’（引者注：指抢救）与‘被抢’的同志之间”。
经历许多切身体验，1943年10月、11月，蒋南翔终于确定地相信：“青委的抢救运动是根本失败了！”；“绝对（我敢于说是绝对！）不能自欺欺人地说是成绩多于缺点”；质疑“在草木皆兵的空气下，党与党员的关系不是靠近，而是更推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