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人民的历史，1962-197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冯客(Frank Dikötter)著，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出版，建议零售价25英镑/32美元，432页
《牛棚杂忆》(The Cowshed: Memorie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季羡林著，纽约书评出版社(New York Review Books)出版，建议零售价14.99英镑/24.95美元，216页
1966年5月，北京的红卫兵发动了一场运动，在当时看来，这似乎是一场局部的运动。他们张贴赞颂毛泽东、批判学校管理者们心怀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字报。3个月后，这个人数已急剧膨胀的群体涌入天安门广场，接受他们崇敬的领袖的祝福。
他很乐意地祝福了他们。在大跃进造成1959-61年灾难性的饥荒以后，毛泽东受到其他领导人的排挤（大跃进是毛泽东提出的在钢产量和其他现代化指标方面迅速赶超西方的误入歧途、不切实际的计划）。毛泽东把这些年轻的忠诚者视为重掌大权和施行报复的手段，他敦促他们开展“文化大革命”，清除中国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残余影响。这些年轻人猛烈抨击那些他们认为忠诚度、行为或者祖辈不够“红”的人，却遭到向毛泽东宣示更高忠诚的新集团的挑战。
这些彼此敌对的红卫兵派系相互斗争，并攻击范围不断扩大的所谓“反革命分子”群体，这个十分笼统的范畴最终把高层领导人、著名学者和无数普通人囊括其中。混乱紧接着到来。受害者遭到欺凌、侮辱、被关入临时监狱（称为“牛棚”，以表明这些囚犯是畜生）、被殴打致死、被逼得自杀——而行凶者有时会在另一天变成受害者。校园、工厂和城市变成了血腥的战场。
到了1967年，连毛泽东本人都觉得事情过头了。他召集军队以恢复秩序，但这却导致街头斗争进一步升级。然后，从1968年末开始，毛泽东派遣逾100万城市高中生和大学生上山下乡，表面上是为了通过“向农民学习”而对革命的美德形成新的认识，但也是为了确保校园不再是极端行为的温床。几个月后，毛泽东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已实现目标，现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