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故乡在童年那头”系列之二十四）
我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在克拉玛依当兵的生父已经晋升为连级文化干事，他决意和地主出身的妻子划清界限，好有一个更光明的前程。他极少回家，回家也只是打个照面，转身便走。爷爷善良软弱，无法让自己的儿子安静下来。大约在我两岁的时候，生父回家闹离婚，被爷爷手挥镰刀赶上了屋顶。母亲的诉说复活了我脑海里残留的一幅图像：生父跃上长满青苔的屋顶，虎视眈眈盯着怒吼的爷爷，然后“嚓嚓嚓嚓”踩着灰瓦，迈过邻居的房舍，奔赴塬下他舅舅家。
现在想想，母亲带我去新疆探望生父，应该是一九六六或一九六七年。母亲抱着我，从绛帐火车站乘车，正值全国范围武斗爆发，甘肃新疆一带铁路不畅，我们三天三夜才走到乌鲁木齐。接着坐直升飞机飞到军队驻地，她想让丈夫看在孩子的情分上，收心过日子。在我的印象里，生父一言不发，只是一根烟接一根烟燃着，冷漠地吐着烟圈。母亲一直在哭泣。他都没有象征性地抱我一下。
克拉玛依的运油车多如黄花丛里的蚂蚁。油罐表层的绿漆，生父身上插钢笔的绿军装，于我而言，都是冬天的颜色。
后来，生父转业到宝鸡文化馆，做了摄影记者。母亲将我托付给干娘一家，独自去宝鸡住了一段日子，怀了妹妹，日子似乎又能维持了。但风流成性的生父以给人拍照为诱饵，勾引塬下一标致少妇，许诺与人结婚，后被人家丈夫发觉，妇人被迫跳河。生父这时又要离婚了。情急之下，干大陪我母亲赶到宝鸡。生父与干大有同学之谊，竟不正眼看他，根本不听劝告。爷爷软弱，管不了自己的儿子。爷爷希望即使离婚，我们母子仨也能留在汤家村，还是一家人过日子，权当没有那个陈世美。
也许是受了生父的教唆，汤家村的族人开始行动了。先是住同一院子的大伯和外省妻子，处处刁难母亲，然后是某一天中午，他们纠集几个亲族壮男，乘母亲在厨房洗碗的机会，抬走了母亲的命根子缝纫机。母亲一件衣服两毛、五毛地挣钱，供我打青霉素链霉素，也给家里挣几个零花钱。等母亲发现屋里空了时，血冲上头顶，一下子倒在院子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