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将极大地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经贸关系是中美互利双赢的基础，是两国关系稳定的“压舱石”。两国各自经济的规模与双边经贸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中美在贸易、投资、金融领域关系的影响是世界性的，这也正是国际社会对习主席访美充满期待的一个重要原因。访问中各层级的沟通难免谈及金融风险；在这个问题上，相互指责没有意思，坦诚的交流和建设性的合作才是正确的选择。
面对全球货币政策新范式下的风险新常态，中国政府对金融安全日益重视。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金融风险成为相关经济政策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8月28日，中国国务院罕见地召开专题会研究国际经济金融形势，风险成为重要议题。在9月4-5日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金融风险再次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强调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面对复杂多变的金融风险“新常态”，仅仅守底线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从根源上加以应对。
量化宽松“变盘”，中国面临“拐点”
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相继实施规模庞大的量化宽松（QE），全球范围内宏观经济管理的规则改变了，一个货币政策的新范式出现了。美国既是量化宽松的始作俑者，又是集大成者。美联储自2008年起共进行了三轮规模庞大的QE操作，这使得其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08年8月份的约9000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10月底的4.5亿美元。2014年10月，美联储结束了QE3的最后一笔资产购买交易。与此同时，日本央行则加大了其量化加质化宽松计划的力度，欧洲央行也推出了“欧版”QE。随着美联储退出QE，美元持续走强，加息周期即将开启，各国货币政策也出现分化 —— 全球金融市场正面临“变盘”。
货币政策新范式的出现加大了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频率，也加剧了各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实际上，QE带来的货币增量中的很多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中逐利而动。它们在QE实施国内部推高了市场、助长了泡沫，其在国际间的流动则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QE的推出带来了大量的廉价资本，但QE的退出及其后的加息预期却使新兴市场面临严重的资本流出和金融动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国际金融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国际收支、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等几方面相继出现“拐点”：
首先，国际收支持续多年的双顺差格局基本结束。2012年，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逆差，这是1999年以来的首次。2013年，金融和资本项目迅速转为顺差，并创下新高。去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又收窄为382亿美元。同时，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和遗漏”高达-1400亿美元；假设其中80%来自对资本外流的低估，就会显示700多亿的资本项目逆差。展望今年全年，资本和金融项目将出现较大规模的逆差，这将进一步确认“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波动”的国际收支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