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之前，我的前辈和同事还习惯性地认为，我们只需研究美国政治经济生活的运作就够了，因为普遍主义者在这方面的成功堪称典范。仅有的例外情形要么太过特殊，要么规模太小，而且差不多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已发表了逾四分之一个世纪，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亚洲奇迹之谜》(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也已发表了逾20年。然而，如今这些普遍主义的观点都已不再那么有说服力。相反，在西方经济体自诩的“大稳健”(The Great Moderation)时代崩盘六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正在反思一个问题：“人们将愈发注意到欧盟和美国政府的功能失调，原因是（他们还存在一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担忧：眼下存在着一种亚洲替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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