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笑蜀，中国大陆知名政治评论员，本周凭借为FT中文网撰写的评论文章《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获2015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最佳评论奖”。本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陈宜中2014年11月5日为笑蜀所做访谈，详细回顾了笑蜀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声15年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文章首发于台湾《思想季刊》2015年第一期，FT中文网获得授权全文刊发。本文为访谈上篇，重点谈及笑蜀作为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的经历及其对维稳体制的认识。
一、早期经历
笑蜀：我是1962年生于四川仪陇。父母都是乡村教师。当时乡村教师分两种，一种公办，一种民办。我父母都是公办，在仪陇的边远山村教书。我们县以前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即所谓“老区”，现在仍很穷，仍是国家级贫困县。像吉普赛部落一样，我父母不断迁徙，这个村子教两年，那个村子教两年，我也跟着流浪，至少住过三个村庄。从小跟农村的孩子一起玩大。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从反右到文革，您家里受到哪些影响？
笑蜀：我父母都是地主子女，文革中受批斗。我到入学年龄，隔壁的民办老师招生不肯收我，就因为我的家庭出身。
陈：您父母都是老师，也教您吗？
笑蜀：哪顾得上？我爸远在外乡，又一直挨批。妈妈一个人带我们五个孩子，还要一个人教复式班（按：不同年级合组而成一个班）的所有课程，根本忙不过来。我打小就是野蛮生长。文革期间无书可读，我只好读报纸杂志。我父亲每周或半个月回家一次，带的礼品都是《解放军文艺》一类的读物，我拿到就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我的政治启蒙蛮早。最早印象是1971年9月林彪案发生，当时是逐级传达，从中央传达到乡村小学，已经是10月了。当时乡小（按：村小的上级是乡小）叫我妈妈去开会，但没事先告知主题。妈妈刚好生病，就叫我去。我把会议内容回家复述给妈妈听，说林彪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妈妈吓坏了，一巴掌打过来，以为我乱说。那时起我就慢慢对政治有了关心。
陈：您1980年去广州中山大学读历史，历史系是您的第一志愿吗？
笑蜀：当时我考分不低，心高气傲，第一志愿就填了北大，中大是第二志愿。历史系也是第二志愿。我从小就想当作家，专业第一志愿是中文系。结果取的都是第二志愿，即中山大学历史系。
陈：能否谈谈您的大学时代？
笑蜀：我刚进大学时，西单民主墙运动和以全国高校为中心的民刊运动，已接近尾声。很多高校都有自己办的民间刊物，有些是文学性的，也有很多政论性的。中山大学的刊物《红豆》我看过好几期，是学生写、学生编，还可以拿到市区去卖，那时比较自由。我体验到思想解放最后的一股春风，也算是一种熏陶吧。但我进校不久就开始查禁了，我曾经在学校食堂的墙上看到禁止民刊的官方通告。
那时我是文学青年，对读历史系是不满意的。只喜欢文学，中国文学、西方文学都读，尤其是读诗。到了大三，当局要清除精神污染。清污重点是围剿白桦的电影《苦恋》（又名《太阳与人》），但这部电影恰恰引起我的共鸣。清污让我非常愤怒，我曾气得在《解放军报》批《苦恋》的文章上到处画叉叉。我不再满足于文学，从大三开始读了很多社会政治类的书籍，尤其是苏联和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读物。到了大四，因为想分到好一点的工作，我下了一番功夫写毕业论文，题目是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后来发表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的特辑“近代中国人物”上。应届毕业生能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论文，对我是个极大的鼓励。从此我转向史学，走上了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道路。
陈：毕业后您被分配到武汉医学院，教什么专业？
笑蜀：我去了武汉医学院马列课部（后来改名社会科学部），教中共党史。我教的党史是完全反着来的，跟官方说法针锋相对。但八十年代思想很解放，宽容度较高。再加上我名校毕业，又有论文在权威刊物发表，1987年还和大学指导教授合作出版了专书。这在那时不多见，所以我多少有些恃才傲物，讲课随心所欲。这种状况持续到1989年。
陈：六四之后呢？
笑蜀：学潮之前，我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思想开放的活跃学生，价值理念相当接近。后来他们成了学潮骨干，我也跟他们一起上街、贴大字报。这在其他文科学校很平常，但在武汉医学院这种工农兵当道的学校，像我这样的老师就很少有。六四后学校搞“双清“（清理、清查），全校只有两个靶子，一个是党员，一个非党员就是我。1989年成了我的转折点，一下子摔下来，几乎掉进十八层地狱。
陈：清理跟清查有何不同？
笑蜀：清理党员，清查党外。校方对我内查外调，费时一年，还把我的学生找来揭发我，结果除了大字报和上街，没别的东西。但总之是不让我上课了，把我调去数据室当数据员。我那时很倔、很傲，不服从安排，不去数据室上班，就在家带孩子。每个月只领很低的起薪，生活非常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