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把自己变成一个商业创业者的过程是怎样的？一个写作者又如何看待自己创业的过程？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推出系列《非典型创业日志》，为读者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新历程，他内心的矛盾、分裂与兴奋。
星期二（10月28日）
我把两本书夹在了车后座。不到两个月，这辆凤凰自行车已被骑得破损，右脚蹬子只剩下一个轴。
夜晚时关上店门，独自骑车回家却是最惬意的时光。我觉得自己常陷入无意义的忙碌、亢奋，在那个满墙爬山虎的、由昔日的图书馆改造的办公楼里，我很少获得宁静与真正的智力刺激，哪怕是暂时的。但我又舍不得离开，那种亲密的喧嚣有股特别的魅力，它令你回避自我。
这两本书也代表了我内心的分裂。一本是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它是我迷恋的、也习惯的主题，知识分子该如何在历史中坚持自身的智识的、道德的责任，他既不该被现实的政治权力、也不该被群体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他应该坚定地遵循个人的、诚实的声音。不管是这本书的作者，还是书中的三位主人公——布鲁姆、加缪、阿隆，都是我心中最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亢奋中的冷静，是颓败中的激情，既是永远的局外人也是持续的介入者。
记得是2008年春天，我第一次读到托尼•朱特。在维也纳的莎士比亚书店（卖书的老婆婆说，他们与巴黎那家没什么关系）里，纯粹出于偶然，我买了他的那本重思20世纪的文集。接下来几年中，他成了我知识上的偶像。他的论述与关怀似乎将我心中朦胧兴起、却仍暧昧不明的东西指明出来。我喜欢他在公共事物与个人情绪之间的微妙平衡，对更大的历史叙述与意义的追寻，同样重要的是，他在这叙述中的不屈不挠的道德声音。这道德当然不同于我在成长中不断遇到的那个被扭曲的、抽空的“道德”，而是基于个人良知的行为准则。但或许最吸引我的，是他对他者的同情之理解，在这理解背后，是对所有既有常规、陈辞滥调的厌恶。在他恢宏、魅力四射的《战后欧洲史》中，他把整个东欧带入了叙事，而之前，历史学家们对于1968年的巴黎学生大书特书，却忘记了布拉格才是真正意义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