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滨

横滨往事(二)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梁启超比孙中山更富吸引力。在横滨,他与孙曾是达成短暂联盟、又互相谩骂的对手,沉浸于革命与改良之争,这也是中国现代党派的肇始。

【编者的话】本文系作者《横滨往事》系列之二。

我从“朝阳门”进入中华街。在纽约、曼彻斯特、墨尔本、旧金山,我都见过这雕龙刻凤、蓝红交接的高大牌楼,它们就像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口号、玻璃橱窗里的烧鹅一样,是海外唐人街最显著的标志。

在横滨,华人聚集区的名字一变再变。它曾叫做唐人街,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更名为南京街,二战后,人们又开始叫它中华街。

比起从伦敦到曼谷的唐人街,中华街更为兴盛,仅仅牌楼有七个,其中一些有着“朱雀门”、“玄武门”这样的威武之名。各式料理店、杂货店一家接一家,还有着“横滨大世界”这样的综合性的消费中心,人群拥挤,散发着特别的活力。它不是仍勉强存活的博物馆,而是一个新兴的旅游景观。倘若你从横滨疏阔、寂寥的海边大道转入,更是会被眼前的庞杂、喧闹、元气充沛的市民生活所感染。那个习惯的旧中国景象--三邑、四邑会馆,或是福州或潮州同乡会的建筑--倒是很少见。

先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然后是1945年的轰炸,中华街两度被夷为平地,中断了它与昔日的联系。只有在少数地点,你才能感受到往日的情绪。会芳亭令人想起19世纪末那个著名的餐厅会芳楼,最重要的是相连的关帝庙、中华会馆与横滨中华学校。

这就是现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革命的摇篮吗?横滨被称作“日本现代文明的摇篮”。自从1859年开港以来,西方力量正是从此港口涌入日本的。长崎代表了幕府时代日本与世界的联结,他们通过荷兰人来理解的外部世界,横滨则是明治时代的象征。最早的使馆、第一份报纸、第一家咖啡店、第一份电报,都是从这里诞生的。它要被迫应对一套崭新的价值、制度、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与香港、上海一样,横滨上演了一幕从小渔村到新文明中心的戏剧——因为缺乏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它们反而在新浪潮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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