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不止一次说起张岱。
在晚明人物中，张岱不是最杰出的，却可能是最令人感慨的。前半生，他纵情声色，“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
他尽享王朝末世的松弛、颓败与富足。他的精致感受力，令他成为这一时盛景的记录者。那也是一种创造性的颓败，在政治的腐朽下，是物质与文化的异常繁盛。
然后，他目睹明朝灭亡、山河破碎，个人生活则陷入极端的落魄，成为新时代的遗民，他在这落魄中顽固地书写历史，他不仅要详尽书写那个消失的前朝，还要探究其衰败的原因。
对他而言，张岱不仅是历史与审美上的个人兴趣，也映射出他这一代香港人的困境。
他出生於上世纪60年代初的香港。他就读的新亚书院正是南下文人钱穆与唐君毅所创办，他们要在中国陷入红色风暴时顽固地保持他们认定的中国传统。这中国情怀塑造了他这样的学生，所以在命运悬而未决的80年代初的香港，他们喊出“民主回归”的口号。在香港人普遍的“主权换治权”的情绪中，他们是一小群异端。
1989年的天安门激起了他热烈的情绪，也令他陷入了深深的幻灭。他们这一代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热情，就这样被挫败。之后，他把热情投入香港的民主活动，倘若中国不可改变，那就建设一个理想的香港。
他曾是民主党中的少壮派，也是90年代媒体市场中的未来之星。我十年前认识他时，正是他个人与香港的一个转折时刻。他因对於新闻自由的坚持，与几位同道离开商业电台，也在这一年，50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廿三条”。中国的影响正在涌来，香港发现自己仍不能主宰自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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