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有关财经媒体联合公关公司敲诈上市公司的负面新闻不断发酵。此前，财经公关公司消除负面报道，以及媒体有偿沉默，在业内一直是普遍现象，时至今日也没有发生本质改变，这让上市公司付出了额外的上市成本，增加了市场信息的不透明，同时也对媒体的公众形象造成极坏的影响。
在中国企业IPO（首次公开发行）过程中，上述现象尤其泛滥。
究其根源，一方面在于企业IPO路演，需要与各方关系沟通等正常服务，另一方面则因中国股市的发行制度缺乏透明度，权力发审、寻租和发行“冲关制”，导致很多不具备上市条件的企业通过包装得以最终上市。这类企业的上市材料和原罪历史经不起推敲，也就成就了新闻敲诈和危机公关的土壤。
当然，媒体能够借用舆论监督公器私用，也与国内的监管环境有关。缺乏对监管和监督人员的监督，使得从监管者——上市公司——财经公关公司——媒体敲诈这一违规的利益链条得以完整。如果没有证券监管人员在IPO过程中寻租谋利和上市审核过程中的信息不透明、不对称，一些负面新闻就不会成为媒体竞相炒作的对象，加上国内投资者普遍缺乏独立的判断意识，很容易被媒体和舆论左右，为协调媒体关系、沟通权力部门、敷衍投资者的专业财经公关才会如此有市场。
要想压缩企业在IPO中的隐性成本、规范舆论监督、约束财经公关的“黑金”输送，就得从发行制度市场化、信息披露透明化、监督行为规范化着手治理，这对中国资本市场走向真正市场化举足轻重。
IPO权力发审和不透明导致权力寻租
行政主导下的审批制、额度制、核准制，初衷或许是好的，目的是筛选优质的上市公司，避免劣质公司上市圈钱，使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可实际情况与初衷相悖，权力发审不但没达到预期，反而成了权力寻租之温床。各种财务欺诈的公司大都借助公关的力量，达到上市圈钱的目的。而监管部门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这类公司成了骂不得、打不得的保护对象，媒体揭露出的“坏孩子”，处罚往往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只用低廉的处罚成本了事。过低的违规成本似乎默许了他们胡作非为，结果必然扭曲市场化的功能，成为阻碍改革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