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9月22日前后中国发改委又有两名司局级官员“被检方带走调查”。随着中国反腐风暴的持续，发改委也接二连三曝光贪腐案，该系统司局级以上官员东窗事发见诸报端案件已有十多起。中国经济领域这个位高权重部门成为反腐重灾区之一，引发媒体有关“谁来拯救发改委”的评论，连带还有发改委该收手时就收手之类的呼吁和建言。
上述权力寻租与贪污受贿案件，首先当然是少数官员个人违法行为所致，然而其根源也深植于中国转型期体制矛盾之中。只有针对其体制根源切实改革，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规范的笼子里，才能使行政部门该收手时都收手。
首先还是补充说明一点，发改委部门受命主持事宜并非都该收手，比如发改委部门职能包括分管发展与改革工作，目前中国改革任务紧迫繁钜，显然不能收手而应力推。中国作为大国，在区域协调等领域仍需特定部门承担规划统筹功能等等。行政部门确需收手之处，是动用公权力对市场经济运行实施过于频繁的准入、数量与价格干预，是近来成批量取消的形形色色的行政审批与管制，是三中全会改革决定誓言要大幅减少的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上述观察隐含一个问题与前提：中国20多年前已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10余年前已初步建成市场经济体制架构，当时最高层还提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限制公权力是市场体制内在要求，行政力量过度干预本来早该逐步减少与收手；然而反观多年实际情况，虽然市场经济架构早已初步建立，尊重产权与平等竞争早已成共识，为什么一些行政部门干预之手反倒越伸越长，以至于北京十八大以后简政放权与约束公权力成为深化改革的重头戏之一。
这个看似悖论性现象自有其复杂原因，根源之一是中国宏观调控过于宽泛化。从学理和经验看，市场经济下需要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以求宏观运行稳定，然而如果在宏调主体确认、工具选择、对象界定等方面缺乏大体清晰的规则界限，如果行政部门在宏调名义下可以相当随意地干预经济运行，则不仅会不同程度带来宏调微观化问题，而且会对市场预期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当然也难以做到让政府部门与官员在过度干预方面真正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