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目前仍处于宏观景气度较低的状态。一方面得益于“稳增长”政策，中国近年经济增速成功守住7.5%上下底线目标，另一方面经济运行仍旧持续面临下行压力和风险：一些上游工业部门产能过剩倒逼价格下降，资产泡沫因素较明显的房地产部门经历缩量降价调整，金融领域少数公司债则难以顺利还本付息甚至出现违约风险。
中国经济的上述特点，既是潜在经济增速回落等新常态因素的反应，也是调节早先宏观失衡的规律作用使然。本文所用“调整”一词，不是指政府部门采用产业政策工具对特定行业比例关系实施的干预调整，也不是指主要应由市场机制引导结构转型升级的一般动态调整，而是侧重指针对特定阶段货币信用过度扩张累积形成宏观失衡的化解调整。
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大环境下，过度扩张型宏观失衡往往是经济基本面积极条件作用与体制性扭曲因素影响互动叠加的产物。给定经济基本面条件提供快速增长动力的背景条件，体制扭曲因素与市场非理性冲动结合，造成特定时期货币信用过度扩张与通货膨胀，表现为流量物价上涨以及存量资产泡沫，伴随私营和公共部门债务率与杠杆率过度上升，从而形成不可持续的宏观失衡格局。
无论从经济学逻辑还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实践经验看，一段时期持续偏快扩张派生宏观失衡矛盾与张力加剧，最终势必要通过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的反向变动加以释放化解。只有直面失衡矛盾并切实调整，才能为后续自主景气增长到来廓清基地。回顾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走势，大约从2003年进入新一轮景气增长期；其间虽有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短暂剧烈波动，景气繁荣期大体延续到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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