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兰的眼圈红起来。
这是余妈妈的故事。具体的时间与地点已然不清,它该是1945年夏天之前的南京,日本即将面临最后的溃败。
日本人怀疑她的丈夫抗日,用刺刀挑开余妈妈的肚皮,未成熟的婴儿掉在了街旁。两天后,回家丈夫看到尸体,也悬梁自尽。
白兰记得,在整个童年岁月,妈妈从未给她讲过童话故事,倒是常提起余妈妈一家。
生活的残酷性很早就伴随着她。她出生于1947年的长沙。父亲是一位四处漂泊的商人,内战使他的漂泊更难觅踪迹。从长沙到云南再到香港,她的母亲带着她与姐姐找父亲。最终在1952年定居于九龙,父亲始终未再在她的生活中出现。日本人有多残酷、国民党又是多腐败,是她童年最常听到的抱怨。她也对妈妈所说的一个细节记忆犹新。在战败的消息传来,日本士兵与侨民撤离时,南京市民将囤积了三天的粪便,泼在他们经过的道路上,用此来发泄他们刻骨的仇恨。在难民聚集的香港,这是普遍的记忆,这是一座受伤者之城。在这伤痛中,涌现出一股朴素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不过,自开埠以来,香港不仅是个难民汇聚地,也是通往新世界的跳板。它与旧金山的关系更是特殊,从加州的淘金热开始,香港源源不断地为这新大陆输送劳动力,将太平洋变成了这两个城市间的“内陆湖”。白兰在1960年代前往旧金山读书,之后幸运地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她在1971年重返旧金山后,成为了《旧金山纪事报》的记者。这份报纸的历史足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赫斯特年代,它也曾是排华情绪的煽动者。
这也是个令人愤怒与感伤的情绪。华人是这个城市最早的定居群体之一,它最早的街道萨克罗门托街正式翻译为唐人街,从金矿到铁路,华人是近代加州历史的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这也是全球最大的华埠,不管其历史之悠久、华人的数量,它都堪称海外华人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