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届中国政府施政以来，新型城镇化战略就被置于工作的优先级，不仅在各个场合被高层领导反复提及，而且也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但是在推进层面，兹事体大，不可不察，围绕新型城镇化战略，从战略目标到实施路径，从顶层设计到保障措施，体制内外就各方面内容进行了广泛讨论，共识者有之，但异议者亦有之。特别是在一些关键环节上的认识尚未统一，以至于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召开时间一再延迟，各界正在翘首以待中央的下一部安排。“空窗期”的出现，使得“新型城镇化”议题在最近一段时间有所降温，而这恰恰为厘清一些基本观点提供了难得外部。其中，对于新型城镇化与中国经济升级版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城镇化”一词甫一出世就被赋予了很多中国式的期许，但是无法否认的现实是，尽管在名称之中多了一个“镇”字，但其与“城市化”在经济学的本质上却是一脉相承的，即农业人口的转移和工业化。相比于前三十年的中国已经走过的城镇化道路，西方国家早已完成的城市化经历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的视角，来审视城乡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产业发展、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
来自西方的经验——城市化的原动力在哪里？
两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使得西方国家不自觉地被城市化的浪潮所裹挟，从18世纪中期开始到20世纪中期，在近两百年的历程中，与工业化伴生的城市化极大的改变了欧美国家的城乡版图，而在随后的时间中，欧美国家整体跃迁式的城市化进程基本结束。到1970年，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为，美国73.6%、英国77.12%、法国71.06%、德国72.27%、加拿大75.65%，基本都已经超过了70%的水平，即进入公认的“诺瑟姆曲线”的第三阶段——城市化后期，城市化率增速开始降低，城市化水平提升缓慢，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城市居住人口占比小幅下降的“逆城市化”现象。而在这一阶段，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
结合经济史的脉络走向可以发现，在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过程中，工业革命和电气革命两次科技革命对于城市化的提升具有较为直接和显著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即在于这一时期生产组织方式的内在特点和城市化的发展要求相协调，有效实现了“产城互动”，保障了城市化进程中有工业化的就业支撑和产业支撑，而这正是我们当前推进城镇化战略进程中所追求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