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编辑先生，近期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们（迅速进入脑海的是金奇(James Kynge)和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的名字）有关中国的出色分析颇有见地。但中国的思维模式是整体把握型的，而非逐点分析型的，在认知上强调事物间的联系性、共生性、相关性、以及试错式的动态发展。西方思维依赖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而中国的发展则是基于孔子的人际关系论。中国文化保持稳定是凭借保护性网络（即关系网），这种关系网掌控着资源，并且尽可能地避免外部干预。
为了理解中国，我们需要借助奥斯特罗姆(Ostrom)的复杂理论，而非凯恩斯(Keynes)或者哈耶克(Hayek)的学说。因此，整体式的思维方式，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动态的历史模式会自我重复，而因果事件则不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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