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徒薇是在一个劳工研讨会上认识陈允中的。她刚到洛杉矶不久，攻读比较文学。在参加者寥寥的会议上，他们很难不记住彼此。一位是热心的组织者，另一位是积极的参与者，不但坐在第一排，还一直在做笔记。
不过，他们对彼此没有太好的印象，都仅是不合时宜的学生。两年后，在一位共同的朋友纪大伟的介绍下（日后，他成了台湾赫赫有名的同志作家），他们算是拉近了距离。不过，爱情仍要迟些到来，他们只是被彼此的年轻、漂亮的身体吸引。
“他第一次约我，就约到他家里泡温泉”，讲起15年前的往事，司徒薇半笑半嗔，“我想，这不去就显得太小气了。”
与马来西亚游子陈允中不同，这位司徒小姐来自于一个香港的优渥家庭。从广东开平来的司徒家族是个大家族，那位赫赫有名的司徒华也是她的亲戚。她的父亲是殖民地时代的政府官员，家庭中很多人从商，似乎从很小开始，她就对香港的政商两界就有了解。最初，她是被当作别人的太太培养的，17岁就有了第一次相亲，她却不是个驯服的孩子，她可没准备成为别人的乖太太。
1989年，她进入了香港大学新成立的比较文学系。两种平行又相互纠缠的认知旅程开始了。在她的学术领域，这正是后殖民理论的繁荣时刻，从亚洲到非洲，不同时空与地域的文学与社会都涌到她眼前，这些看似摆脱了殖民者，却无法建立起自身的制度与价值观，反而陷入了新的溃败。这风起云涌的“后主义”也给她这样一种影响，所有的权威都瓦解了，没什么东西不能挑战。
这一年的天安门事件则促进了她的中国意识与香港意识的觉醒。“中国像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她这样说起最初的中国印象。她是个狂热的阅读者，从鲁迅、鸳鸯蝴蝶派到朦胧诗，她都有所涉猎。当北京的学生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时，她本能的反应是这是另一次“五四运动”，拼命地想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民族、国家这些概念。当坦克碾过长安街时，这种理解不仅是兴趣，而且变得不可回避——香港正是要回归这个中国。她也旋即发现，她不仅不了解中国，连自己成长的香港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