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似乎是在2002年的一个冬日夜晚，我认识了陈允中。在北京东三环的一间公寓里，我们进行了场没头没脑的谈话，我知道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候选人，来北京做有关跨国公司的田野调查。
他是一个热情、乐观的青年人，让我牢记于心的是他的英俊与特别的亲切感，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两种特质是冲突的，在他身上却和谐共存，他似乎随时乐意倾听你的内心烦恼，对别人的意见，哪怕它是多么浅薄，都有着好奇。
也是在那次谈话里，我第一次知道“台大城乡所”、“空间规划”这些名词。不过，我觉得这与自己没什么关系，印象深的倒是他的那个暂居北京的台湾师妹，嘴唇与舒淇有几分相似。
再次听到他的名字已是十年后，我在新界的八乡的菜园村新址和香港朋友谈天，他说“陈允中”也住在隔壁村，他是为了这个村庄的重建，特意搬到这里的。没错，他的确是那个陈允中。
在浸会大学一间乱糟糟的办公室，我再次见到他。比起十年前，他明显发福了，原本消瘦的脸颊鼓了起来，讲话总配上手舞足蹈。他似乎同时变得更成熟与青春，既有褪去青涩后的老练，又散发着少年式的稚气。他仍让我觉得温暖，像是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弟。但这个兄弟到底从哪里来、在做什么，我一无所知。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在七一游行的队伍里、在湾仔的独立媒体空间，在长江中心前的示威现场，在铜锣湾的大排档，当然还有菜园村，我总能见到他。他也向我解释他眼中的香港，他的表达清晰、热情，还有一种孩子气的自嘲，似乎想给我补上香港社会运动这一课。
开端不令人兴奋，但接下来的九年，他还是目睹着这个城市情绪的改变。从利东街的拆迁到反领汇、反迪士尼的行动，再到韩国农民在2005年带来的生动一课。最让他兴奋的是2006与2007年的保卫天星与皇后码头的运动，它标志着香港的空间政治意识的开始，年轻一代也开始寻找本土精神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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