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发生的事实看，当年胡锦涛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正式出行的目的地，很好地预示了他在之后十年里的政策重点。他循着毛泽东的足迹去了西柏坡——中共在1949年夺取北京之前的最后一个总部驻地。而新的领导人习近平首次出行去了哪里呢？他去了深圳和广州，邓小平1992年标志性的著名“南巡”的目的地，那次“南巡”将中国拉回到了成功改革的轨道之上。为了强调这一讯息，他还向深圳的邓小平像献花，并在旁边种植了一棵树。自从去年11月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和即将成为总理的李克强所释放的积极讯号，已经创造了一种引人期待的气氛。
那么，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首要的一点是为经济的可持续和长期发展创造坚实的基础，使经济发展不再依赖政府持续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并逐步解除国有部门对经济的窒息性的主宰。新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为经济引入更多竞争。从电信业、银行业及其他金融服务业、上游和下游的石油产业到汽车业、航空业，大多数经济部门都应完全向国内外的竞争放开。现有的国有企业及作为其庇护者的中央政府部门，很自然地会抵制竞争的提升。他们可能会说，在关键的经济部门降低准入壁垒将损害国家安全，降低产品和服务安全标准，损害国有企业的盈利，限制其吸引就业的容量。但如果政府在每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建立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强有力的、公平的监管体制，引入更多竞争就不会危害消费者利益或国家安全。
增强竞争性可以给中国带来的潜在好处是巨大的，这也为别国的历史所证明。只需看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和欧洲，就可看到竞争增强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影响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面，降低了价格并带来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一个投入竞争性市场的国有企业，会比一个主导着有限市场的国企获得更多收益。因为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会比只由几个垄断企业控制的市场发展地更快。价格下降、持续的产品质量提升和良好的营销都会吸引人们做出更多消费。这有利于成功的企业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消费者储蓄率的不断下降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长期基石。更激烈的竞争还可以促进产品创新，而这也恰好符合中国政府政策的一项重要的长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