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乃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大事件。虽然他是继高行健之后第二个汉语写作者的获奖，但由于没有政治权力的阻挠，因此他迅速地传遍中国，震撼中国。两个月里，莫言的著作一版再版，覆盖整个中国，也让中国读者开始重新关注逐渐被市场边缘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一方面为莫言的成功感到喜悦，另一方面也有些担心，是不是广大中国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只是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刺激？而这一关注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最终会随着诺贝尔颁奖仪式的结束而逐渐消逝？
回想八十年代，当时文学还处于公众关注的“中心”，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寻根文学”、“实验小说”，都能一下子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成为街头巷尾的议题。随着商品社会的迅速发展，影视文化逐渐取代了原本文学拥有的“中心”地位，而文学逐渐被边缘化了，比如莫言是个热烈拥抱社会现实、充满关怀热情的作家，其小说的社会批判力度极大，尽管如此，在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恐怕还有许多青少年读者并不熟悉他的名字。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原因，中国当代文学自身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语言和技巧上虽然变得越来越完善，但是却与当下剧烈变动的社会变得越来越脱节。不仅如此，虽然莫言这一代的小说家们在解构官方话语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他们的小说从集体经验语言回到了个人经验语言，以各种艺术表现形式解构了以往的革命话语，可是在成功地解构了这些主流意识形态之后，他们的小说是否除了虚无就是虚无，是否还能够提供了一些关于心灵救援的力量？当文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微弱时，有的作家认定文学应该“回避崇高”，不必再谈“教育” 、“拯救” 、“责任感”等；也有些作家认为，文学能“自娱” 、“自乐” 、“自救”即可，完全不必奢谈救人、救国、救治灵魂。这样，文学是否还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便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用意象表述，便是文学是否还可以成为照亮社会的一盏灯？
二十世纪初，忧国忧民的鲁迅弃医从文，立志把文学当作拯救国民性的工具。他在《狂人日记》中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作为先觉者的“狂人”，不仅发现整个中国文化的字里行间都隐含着“吃人”的罪恶，而且发现他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为吃人的一员，即使已经觉醒，还是抵挡不住吃人的惯性。作为一个启蒙者，鲁迅的姿态是高于大众的，正因为这一“高”姿态，他才在《狂人日记》的结尾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才在《热风》中明确提出，文学应当成为引导国民前进的“灯火”。
鲁迅的救赎情怀一直延续到当代文学。在上世纪下半叶，文学的社会功能被畸形膨胀了。文学岂止可以救救孩子，而且可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作家可以充当“灵魂工程师”，可以当“号角” 、“旗帜” 、“阶级斗争晴雨表”。正因为过分夸大、过分膨胀，所以才出现相反的思潮，认定文学的救赎功能纯属妄念，“救救孩子”的呐喊纯属“空喊”，文学的救治意义被悬搁了。比如，许多先锋小说更关心的是语言和技巧的更新，而不再关心文学的救赎意义。可是，我们在莫言的小说《酒国》里却又听到“救救孩子”的声音。在《酒国》这个半虚构半现实的欲望横流的“肉人”世界中，连可爱的婴儿都可以成为一道大餐。所有的人都在“吃”，连原本去调查红烧婴儿案件的侦察员丁钩儿，在酒色的包围中，自己也从警察变成了罪犯，无意识中也加入到了“吃人”的宴席，成了吞吃孩子的一员。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结尾，莫言把自己也写进了“酒国”，他用自嘲的口吻让那个“体态臃肿，头发稀疏，双眼细小，嘴巴倾斜的中年作家莫言”走进了那个似幻似真的堕落酒城，跟着小说里的人物一起身不由己地大吃大喝，只是在品尝“红烧婴儿”大餐之前就醉倒在桌子下面了。从莫言自嘲与反讽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纪末肉欲横流的颓废盛宴，而在这场盛宴中，每个人都进入喝醉酒、吃婴儿的“共犯结构”中，每个人都无以自拔。莫言与鲁迅相似，既发现吃婴儿，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也是“共犯结构”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