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很多同龄人一样，李晴琳（音译）也靠富士康(Foxconn)为生。对于一个23岁的农村女孩来说，为这家全球最大电子产品合同制造商工作，几乎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职业选择。富士康的员工总数超过100万，大多数与李晴琳年龄相仿。
但李晴琳却决定把她的工作地点设在郑州富士康工厂大门外的一间商铺里。她没有在这家台湾公司的生产线上工作，而是在努力招聘其他人到该公司工作。她说：“我不打算在哪儿工作。”她解释道，经营一家只有她自己一名员工的职介所，要远远好于去组装iPhone 5。“我现在正处在精力最旺盛、最能出成绩的年纪。我想利用这个阶段去做生意。”
李晴琳并不是个例。她愿意考虑这家工厂以外的生活，这是她这代人的特点——他们对制造业工作的热情不及他们的父辈。
在年轻人出现这种职业志向转变的同时，另一波人口结构浪潮正开始席卷中国。看似数量无限的外来务工人员——中国成功制造业企业的基石——似乎正在流失。中国国内和发达经济体都会感受到这种现象的影响，因为在中国采购产品的企业总有一天会把上涨的成本转嫁给西方消费者。
在劳动力数量增长的放缓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恰恰出现减速。工厂主们面临的财务压力一直在上升。过去三年，工资水平一直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攀升。更为强势的员工队伍还催生了劳资纠纷。
将近十年前，富士康就开始应对劳动力成本日益上涨的问题，它的对策是把工厂建在远离广东和上海等传统沿海制造业中心的地方。在沿海地区，企业对劳动力的争夺最为激烈。2009年和2010年，富士康在深圳的首家工厂爆发一连串员工自杀事件后，该公司加快了这种转移。这些自杀事件暴露出了大型工业园区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园区往往拥有数十万背井离乡的年轻员工。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富士康在成本较低的中国内陆地区建起了两家大型工厂：一个是组装苹果(Apple) iPhone手机的郑州生产基地，现拥有员工19.2万人，李晴琳就在那里开起了职介所；一个是组装iPad的成都工厂，现拥有员工11万人。富士康深圳生产基地仍是该公司最大的生产基地，员工总数达39万人。该公司现在正在忙着完成上月面世的iPhone 5的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