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薛涌先生发表于FT中文网的《敬答茅于轼先生：劳动是第一产权》一文，对我《茅于轼、弗里德曼奖与中国自由主义》一文中的一些看法做了回应，本文是对薛涌先生回应的再回应。
薛涌写道：“如今我提出这个问题，竟让李先生这位有机会到美国读研究院的自由主义者有喜感，这难道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悲哀吗？”首先，我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假如自由主义被狭隘理解的话，我很可能就不是。其次，我一个人觉得有喜感，薛涌突然就逻辑跃进到了中国自由主义的悲哀之结论，是不合适的。小子何德何能，一人愚笨竟能累积中国自由主义。我认为这种论证方式是要不得的，可以不同意观点，但不该肆意夸大。
我很感谢茅于轼老师以谦谦君子之风，为我展现了如何进行辩论的范例。我对薛涌先生的言辞唐突之处，我先道歉。薛先生从年纪而言是我的师长辈，先不敬是大不敬，所以对于“穿越的喜感”这种轻佻之词，望薛先生以我年少有戾气之故原谅之。
二
下面是我的回应。我在《茅于轼、弗里德曼奖与中国自由主义》一文中主要是澄清几种关于茅于轼获得弗里德曼奖的误解。其中对薛涌文章的主要批评是其断章取义，并且曲意误解了茅于轼老师关于“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一说。薛涌之前的辩驳将后半句理解成了“所有劳动都创造财富”，这不仅与茅老师的意思不同，也误解了洛克关于劳动的说法。
薛涌回应的主要意思是，茅于轼主要聚焦在反对计划经济，而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权贵市场经济，所以茅于轼之前很有意义的传播推广自由主义的工作现在已经“至少部分”不适用了，其中这“不适用部分”包括关于财富和劳动关系的说法。所以薛涌提出了“劳动是第一产权”。薛涌主要是要强调劳动价值在自由市场中的意义，认为不能贬低劳动创造财富的重要性（尽管我实在没有找到到底是谁贬低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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