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诚的问题，经过多年后，冰山慢慢从水面浮出，现于公众视野。有人撰文认为，陈的问题是因其意识超越了中国乡村的现实，而被法律所不容许，要解决他的问题，必须脱意识形态，这样才能更“方便”地解决问题。
陈光诚的意识纵然是超过了中国基层农村的一般社会意识，但他现在所面对的“回报”绝非来自基层农村的自发。中国基层民间的社会意识和现代标准有着较大差距，虽有奴性、残忍、小农意识等坏的一面，但也存在田园牧歌式的朴素的乡里乡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头上三尺有神明”等传统道德体系。问题是当民间好的一面被噤声，而坏的一面却被基层政府豢养，陈光诚面对的坏绝非来自于他和基层民众的不兼容，而是来至被恶权渗透、侵蚀了的基层权力。
所以，深究其原因，陈的问题既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又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陈的问题，开始本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不管是民间和计划生育部门的冲突，还是盲人乘坐地铁规定的执行，还是到北京上访，其中涉及的利益和情感冲突，如果都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那么都可以说是社会正常发展中的低烈度碰撞，中国社会正因这些碰撞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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