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9月10日，已经卸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来到后海边上的醇亲王府，拜访他曾经的死敌、早在去年就已经卸任的、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这是一次友好的会面，不再是皇族的载沣对孙中山印象良好，两人言谈甚欢。孙中山走时，甚至留赠了一张自己的半身近照给载沣（祝勇《辛亥年》）。
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极为动人的一刻。曾经互为仇雠、不共戴天、共和帝制难以相容的领袖，冰释前嫌。他们都可以变成为新成立的民国殚精竭虑、造福万方的中流砥柱。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
然而两人之后的命运却与此大相径庭。一个终其一生仍然是仓皇流离的革命者，另一个终其一生都是不问世事的闲居人。
辛亥革命终究以失败而告终。对于失败时间的定义史学界颇有分歧，然而所不争的事实在于，其后中国历经了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五四运动等等乱象。一个立志为民众开启新生活的革命，却如同打开潘多拉的魔盒似的给了民众更加混乱和血腥的几十年。
毋论辛亥革命之成功具有多么大的偶然性因素，在1911年废灭帝制赢得了几乎整个国家的欢呼。为什么，在如此巨大的胜利之下，革命党人会失败？
中国人谈论历史时，总是倾向于将历史的功过推诿至道德的判断。例如，辛亥革命之衰败，几乎众口一词的定论就是袁氏窃国。然而在那个时期之中，窃国者众矣，何以袁氏窃国是窃国，其后黎元洪、段祺瑞诸君，就不为窃国？而更重要的在于，辛亥革命所推崇与意图建立的共和国，以及相辅相承的三权分立、民主选举等等制度，一应缺失，以至反而形成了顺序沿用的党国体制，流毒至今难以清消？因而，如此重大的革命失败，咎于一人，无非逃避责任、混淆视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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