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去世之后，最近这段时间，中国媒体的悼念之声屡屡不绝，一个问题时不时地被提及：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一个乔布斯？
我原本没有兴趣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我突然在一向很严肃的《参考消息》上也读到了这样的头版头条：《中国呼唤乔布斯式的创新人才》。
实在忍不住了。就写一点。
要回答“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一个乔布斯”，其实只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行了――“为什么在中国做民营企业总是那么难？”
这个问题当然很“中国式”，因为，乔布斯到死都没有问：“为什么在美国做民营企业总是那么难？”
之所以很“中国式”， 是因为这个问题有一个中国式的土壤，这种土壤造成了民营企业的四个“经典困境”
困境之一：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楚河汉界”，前者垄断上游的资源、能源型产业，后者则控制中下游的消费生产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奇特景象。
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是这一规律的揭示者之一，他把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市场，包括集市、店铺和商贩，另一类是高级市场，包括资源性产业、交易所和交易会。在他看来，纵观各国历史，“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梯上，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当称中国，那里几乎可以根据确定的地理位置量出市场的数量。”可是，在高级市场上，中国从来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不允许自由贸易的存在，“在中国，商人和银行家不能在受法律保护和受国家鼓励的公共事业中进行投资••••••政治等级能够压倒其他一切等级。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是要被极权主义拉回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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