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上海十号线地铁追尾事故又一次震惊国人。根据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其原因和动车事故几乎一模一样：设备故障致使信号中断，转为人工控制后由于操作者不遵守规则，凭经验而行，最终导致事故发生。惨痛的记忆还未完全随时间淡去，伤疤再次被血淋淋的刺入，其中暗含的隐喻就是我们面临的中国式风险社会。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社会的干预的范围、深度都扩大了，技术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的主导内容，人类的决策和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由此也构成了风险社会的概念。风险社会的实质是高能级、高有序度、低熵值的技术社会。如飞机、高铁的高速度意味着高能量级的生活方式；飞行调度、铁路调度的复杂系统意味着生活中的复杂性和高有序度；纳米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导技术等意味着高有序度和低熵值。
在小农时代，生活和生产局限于一个地域的熟人社会，社会管理以氏族、宗族为单位，依靠权威和经验就足以应对小农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但在工业技术时代，技术的能级不断提高，有序度不断提高而熵值不断下降。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高复杂度的社会化大分工应运而生。个人经验不能完全覆盖、胜任生活和生产中的各种问题，所以为了掌控技术，管理好社会化大分工的巨大系统，人们建立起各种规则。这些规则小至交通规则、调度操作手册，大到施工监理、招投标规则。为了保证这些技术性极强的规则贯穿于整个社会生产、技术发展的全过程，而不至于变为权威和人治下疲软的橡皮图章，法治随之而立，用法律来保卫规则。为了保卫法治，自由言论、结社等公民权利也陆续登上人类文明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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