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不同的人生选择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某些秘密。”一位叫余杰的年轻批评家写道。
他不过二十五岁，正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却已因笔锋锐利而声名鹊起。在这篇题为《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的文章中，他借由捷克两位作家来分析中国。
文章从“签名”开始。在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拒绝在一份声援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对政治犯们毫无帮助……最重要的是，这是请愿书起草者们的一种手法，要引起大众对他们的注意，也使他们相信自己还能在历史上产生一点影响……他们没有采用不太显眼却更为有效的方法去帮助政治犯的家属，相反，他们寄生于政治犯的痛苦中，通过他们来为自己树碑立传，根本没考虑这可能会使政治犯们遭更大的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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