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位年轻聪明的中国外交官给我出了道“考题”。我对此举的第一反应是，它是源自中国人那种令人钦佩的、在矛盾与混乱中找出持久模式的性格。随后我突然意识到，任何目睹大西洋两岸之危机的人，都应该会问与之相同的问题。
美国面临的是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以及持续的政治瘫痪。战略决策被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所挟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最后一刻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了协议，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违约。但一块“胶布”不会弥合两党在税收和支出方面“针尖对麦芒”般的分歧——这种分歧让赤字越积越多。
欧洲面临的风险甚至更高。欧盟(EU)核心的单一货币计划，一直承受着主权债务和政治不和的重压。重新抬头的民族主义战胜了团结。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表示，历时60余年之久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正面临威胁。然而，这位欧洲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似乎一直抱着一种犹豫不决的态度。
上面提到的那个问题是这样的：这两场相似的危机是属于那种时不时扰乱富裕经济体发展、具有破坏性但持续时间较短的阵痛——比如说上世纪70年代危机的重演？还是属于一种完全不同量级的冲击——在西方交出把持两个世纪的全球霸权之际，预示着西方的加速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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