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第六期刊登了一组巴金和曹禺的通信，漫不经心地翻着翻着，突然就有了触动，原来我误解了曹禺。谈到生命，曹禺感伤而颓唐，一幅认老服输的姿态，而他的文学领路人巴金总是鼓动他写作，不要辜负才华。提及死亡，巴金用的是这样的句子：“看到全集出齐，签了名，亲自送到朋友手里，我就满意了。”“靠药物延续的生命，我不能浪费。唯一的目标是生命是开花。”“我还可以拖下去，只希望再拖两三年，写出一本小书。”……所以，我无从知道巴金的遗言，他在死亡面前的态度，他对人生的检讨。巴金是在2005年走的，晚年黄袍加身，死后哀荣备至，不幸的是试图说真话的《随想录》被阉割，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无人理睬。更可悲的是，他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度过生命的最后六年。
不服老，不知死，不畏死。这或许是中国当代的一大文化奇观。愈是有知识的人，愈是会产生一种自我迷恋：相信自己不同凡响，可以逆自然规律而动。他们似乎忘记了神灵、天意，凸显出自己与命运抗衡的特异功能。研读庄子的画家范曾对央视女主持人宣告，他人生的下半场从七十岁开始，他的爱情日日常新。东方文化学者季羡林信心百倍奔赴108岁。2009年７月11日，９８岁的季羡林先生离世时，依旧没有遗嘱，他知道前面就是坟地，但似乎很不愿意正视那个地方，“人生在世一百年， 天天有些小麻烦。最好办法是不理，只等秋风过耳边。”这其实还属于是走夜路唱歌，驱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在他儿子季承的新书《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里，有这样明确的表达： “死亡一直是个禁忌。他也没有遗书和遗嘱……父亲对死亡没有准备。”“父亲很少谈身后事。主动谈是没有的。一则，他相信自己身体好，另外，他不愿意谈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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