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红楼梦》的失败，连上帝也看见了。
快进，画外音旁白，鬼魅般吓人的音乐。
演员有形无神，有的连形也不具备，不在现场的表演，仿佛是一场例行走秀，华丽的道具，唯美的服饰，一场煞有介事的重拍。
《红楼梦》就这样被重拍了一回。神韵皆失，徒留一场喧闹。
他们就这样动了名著。这样一部千疮百孔，用李少红的话“哪里都有不足，所有的都是遗憾”（见新京报9月16日报道）的电视剧，竟被红学家冯其庸嘉许为“又一次涌现了高峰，可以跟原先的87版的《红楼梦》并称。”
这是买通《红楼梦》拍摄权的利益集团的大胜利。御用“红学家”是其中最大的精神赢家：他们显示了自己的权力，过足了文化顾问的瘾。
胜利者在暗自窃笑。几乎一致的“恶评”，却不意做成了营销，投资人赚得钵满盆满，演员们一夜走红。
失败者好像只有委屈不已的女导演李少红。
由商人罗立平发起的重拍，在官办协会的帮助下，靠看不见的手的协助——在广电总局的保驾护航下，六七年不拍而能保住“题材”，阻止了觊觎者和竞争者。然后与北京电视台结成利益共同体，做成一个局，再加上垄断影商韩三平的加盟，最终以垄断的方式获得了利益最大化——超级垄断利润。
隆重的集体创作方式，是该类作品官方属性的最好表征。
多达二十人的顾问名单，凸显着操盘手运用意识形态把门人的超强能量。这些颇有来头的顾问们，平日里经常出现在请示报告、观片会、评奖会、以及稠密的调研活动上，一颦一笑都将决定一部作品的生死。他们不是专业的鉴赏家，而是专门的审判者。看是为了定性，他们能从一个微不足道的镜头里窥见沉船般的政治风险，也能从平淡无奇的作品里发现巨大的精神力量。那是些让导演、制片和投资人心惊肉跳的名字，不，几乎就是上帝。
在总导演总策划下面，是做顾问的“红学会”。
该会公布的宗旨是，“鼓励会员努力学习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从事《红楼梦》学术研究、教学和编辑出版工作。”名义上，“红学会”是靠挂在官方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下面的民间学术团体，但它跟各类“民间学术团体”一样，从来都不会是民间机构，而是准官方性质的审查机构——他们协助负责文化作品的政治把关，力图将对某一作品阅读研究的阐释权控制在手里。那些不宜以指令方式下达的命令，通过这些门类齐全的各色协会学会，笼罩了民间的研讨空间。自发性的研究，在这样的准衙门面前，要么归顺，要么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