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窗边，我试着想象兰道夫•丘吉尔的喊叫，伯林的尴尬，还有安赫玛托娃的女王般的镇定。空荡荡的房间竭力恢复六十五年前的模样，只有一张小桌子，一个木橱，一张沙发，引人注目是墙边的一张小小的画像，几根黑线勾勒出一个女人的外形。那是莫迪里阿尼在一九一一年的巴黎为安赫玛托娃而绘的，当时他们都尚未成名，都惊人地漂亮，有过一场短暂的恋情。
刷成黄色的喷泉屋仍旧保持着沙皇时代的气氛，设计风格流露着对欧洲的模仿。倘若那个粗壮的长发工人不开动除草机，庭院中安静得仿佛时光停滞。如果你从游人交织的涅瓦大街来到这里，感受尤深。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起，安赫玛托娃一直住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一九四五年的秋天，她在这里接受了一个年轻人的拜访。三十六岁的以赛亚•伯林是牛津的庭院中出产的健谈者，出版过一本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他的敏锐、渊博让人过目难忘，足以让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出这样的感慨：多么像是年轻时的梅纳德•凯恩斯。与凯恩斯一样，伯林为二战期间的英国政府工作。他被外交部派往华盛顿，用个人魅力增添大西洋两岸的传统友谊，收集美国的舆情，撰写每周报告。这些报告的实用性可以商榷，智力上的娱乐性不容错过，引得丘吉尔为此击节赞赏。此刻，他随一个英国外交使团来到莫斯科与列宁格勒，期望增加对于苏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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