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难题，今天困扰中国。上自政府，下到八零后，莫不为之烦恼。个中原因可谓千头万绪，今天只说一条，那就是工商资本的投机化。
我当年搞田野调查，到了徽南农村，看到无数高檐大宅，富丽辉煌，无比惊诧。在震惊之余，我却被一个问题给缠绕住了：这些大宅子的主人当年都是在淮扬一带显赫非常的盐商、茶商，贩盐卖茶在明清两代是最为暴利的产业――因为需要政府的牌照，相当于专卖的性质，那么为什么这些盐商茶商不把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却要把银子运回偏僻的老家，盖这些好看不中用的大宅子，买一大块产出效率很低的红壤地？
有人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是显耀乡里的宗族思想在作怪。我不以为然，说来商人都是没国界的，只要有钱赚，连国家都未必认，何况乡里了。
又有一回，重读《史记》，我被司马迁的土地观给迷住了。在中国的史家中，司马公是最重视商业的一位，在《史记》中有专门的《货殖列传》讲到先秦和汉初的几个大商贾，后来史家的历代史书中都有《食货志》，是几乎已经看不到商贾的名字了，一代不如一代，用在这个例子上非常恰当。司马迁把“富裕”分成三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司马公接着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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