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即人人谈论的舆论监督吗？我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空前复杂的社会转型，事实上，已经不能用西方现有理论和习惯思维来看待中国媒体的功能，不能用“控制——自由”的模式来解释中国媒体与国家的关系。虽然目前还不可能出现西方那种基本上不受官方支配的媒体，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出现了市场领域，建立了大体成型的法制体系（至少就制度层面而言），这些因素为媒体自身的转型和开展对权力的制约提供了一定空间。
进入新千年以来，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逐渐增强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中国出现了一股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潮。因此，舆论监督是一种政治参与的形式，实质即所代行的主要是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权利中的表达权利和政治权利中的反对权利，所维护的则是所有的公民权利。舆论监督在中国已经具有局部改变官方政策和促进立法和司法改革的能力。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执政党对社会各个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支配权。中国的行政体制主要分为四级：（1） 中央当局；（2）32个省市自治区（4个直辖市，23个省，5个自治区）；（3）约300个地区级城市；（4）约3000个县级行政区。在每个行政区域，权力集中在“一把手”手中，缺乏监督制衡。这种体制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而改变，反而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而有所强化。
中国30年来的经济成长显然属于“速进”型，30年来从一个穷国发展为GDP总量进入世界前三位的经济大国，令世界刮目相看。在举世公认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成就后面，也积淀了工业化国家过去在转型期间遇到的普遍问题和中国特有的问题，主要是发财致富取代了旧意识形态，权力集中和不受制约导致政治和经济腐败蔓延、人口超饱和、地区发展失衡、民族问题、作为社会稳定因素的道德力量（包括宗教）的缺失等等。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指出，“中国奇迹”背后还有与国际标准相比的“低人权、低福利”问题，它们显然与腐败相关。
有识之士普遍认为，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的政治混乱可能中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也将反腐败称之为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计，2009年被官方定为“反腐年”。今天，几乎无人会否认在中国国情下舆论监督的反腐败作用。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媒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把媒体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的党报党刊党台；第二类是都市类媒体，目前在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相当活跃；第三类就是网络媒体。第一、第二类媒体还是由官方主办或主管，私人没有经营这些传统媒体的权力。但互联网的所有制是多样的，新浪、搜狐、腾讯、网易这些门户网站不是官办的，官方的人民网的出资人中有国际传媒巨头鲁珀特·默多克。
另外，中国产生了世界上罕见的媒体运作体制：媒体由国家所有和主导，但同时又实行市场化运作。有人认为中国这种媒体运作体制有优点，它将媒体盘活了；也有人认为它有严重问题，诱导媒体通过公共权力和市场权力寻租，因此是目前该领域腐败的制度根源。
在市场运作方面，不仅是中国媒体，全世界媒体都面临煽情主义盛行的问题。某些都市报纸看上去丰富生动，实际上报道内容窄化：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居多，舆论监督功能得不到发挥。 另一方面，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通常大的腐败案件都不是媒体揭发的，而是中纪委查处的。
总体而言，中国媒体的积极变化有：由专一国家包养的“喉舌”转型为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由宣传体制转变为宣传与新闻并存的体制；由意见（评论）取向的新闻事业逐渐转向信息（新闻）取向的新闻事业；新闻专业主义所要求的事实和意见分离正在成为共识；作为传统报道文体的报告文学、通讯走向衰落，调查性报道等深度报道和特稿兴起；作为评论文体的一元化意识形态写作走向衰落，价值和观点多元的时评空前繁荣；在新闻无法的背景下广义的新闻法制在政府信息公开和诽谤诉讼等领域发展迅速。
舆论监督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话语——在官员的讲话中、学者的论述中、百姓的日常预言中都使用。舆论监督是指新闻媒介代表公众对权力运作尤其是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进行的监督。所谓代表公众则是一种习惯，并非正式授权和约定。但是，1980年代中期产生的“舆论监督”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因为它原本只是指媒体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批评，类似于英语中的watchdog role of the media（媒体的看门狗作用）。今天有了直接反应民意的互联网，舆论监督有可能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