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会觉得，在艺术这条道路上，并不是因为你追求的那件事情本身有多伟大，而是你为了确认它，所付出时间的长度和厚度，最终决定了那件事情的意义。”
对话中，蒲英玮始终保持着理性和耐心。无论是对作品描述、创作复盘，还是有关各类争议的回应，他都尽量给出态度明确、条理清楚的阐述；但与此同时，他似乎又回避对自己的创作哲学下定义，转而倾向于将结论搁置在一种“悬而未决”的维度上。
这种对“直白”与“留白”的共同坚持，也像是一种提醒：眼前这位35岁的艺术家，正在迎来一次关键的创作迭代期。他需要对既有的脉络有清醒的认知，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让自己保持在一种“生成中”的开放状态里。
一个多月前，佛山顺德，蒲英玮的个展“新世纪百科”（New Century Encyclopedia）在和美术馆拉开了帷幕。
彼时，南方的夏日正被充沛的雨水渲染得一片茂盛氤氲。而在美术馆以清水混凝土为基底的建筑内部，包括绘画、装置和影像在内的100多件艺术作品，在素白色的环形空间里呈现着另一种“斑斓”。
一座宽大的书架横向而立，书架上陈列着1000“册”由陶瓷烧制而成的仿真书本。这些“书目”，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光泽，有的是凝重的红，有的则如雪山一般，浮现着由白渐变而成的蓝。
书架的一侧，四张大尺幅的画作占满了一整面主墙。画布上，仍然可以辨识出蒲英玮为人所熟知的创作主线：堆叠、混沌的色块与符号，描述着不同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在时空里的搅拌和对峙；而若是再仔细观察，又会在那些抽象的线条、色彩和飞白之间，发现中国山水和泼墨画法的笔迹。
这些作品，大都是蒲英玮在过去三年间完成的新作。串联这些创作的灵感基础，来自他在同一时期所开启的一系列环球旅行。那些行程以中国的华北为开端，并逐步覆盖了包括整个前南斯拉夫地区、非洲的肯尼亚、以及战火中的乌克兰在内的广泛地理区域。
蒲英玮坚持强调，他在世界间的行走，和主流的旅行攻略、或人文游记截然不同。对他来说，“旅行”是一种带有强烈主观性的“创作”。他希望通过身体力行的游历，为自己的思考和实践构建出新的“锚点”，进而把创作推向新的纵深。
“开启环球旅行的初衷，也是希望能让我的工作背景得到更新”，蒲英玮说：“我期待外界对我的认知，能在‘海归’、‘后殖民议题’等标签之外，认识到我是一个以‘世界’为背景的艺术工作者。”
“蒲英玮：新世纪百科”展览现场，2024，图片致谢：和美术馆，摄影：刘相利在近几年中国当代艺术的舞台上，蒲英玮被划入了“聚光灯所照亮的青年艺术家”之列。这为他的创作带来了某种光环，但在随之而来的评议中，也不乏苛责之声。
提到外界的质疑，蒲英玮仍然保持着敏捷的反馈：对于部分批评，他认为“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那些批评所触及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超出他“原有的认知范围”。接着，我又请他对当前的创作状态做出自我点评。这一次，蒲英玮陷入了相对长时间的斟酌。
在蒲英玮看来，他并不是那种被市场的法则框定、并可以无限配合的艺术家。而且他也觉得，人们或许忽略了，他在获得目前的关注度之前，其实也经历过漫长的耕耘和摸索期。而因为走过了那个相对孤独的阶段，他对于艺术生态的现实和冷峻，也增添了更多冷暖自知的清醒；对任何来自外界的标签，也会保留着矛盾和紧张感。
“所谓艺术的‘抵抗性’，其实就是一种日新月异的东西。它要求艺术永远要处在‘突破边界、成为常态、并再次寻求突破’的过程中。”
从某种角度看，蒲英玮在当下以“漫游”所开启的创作迭代，其实也是一场与艺术生态法则之间的“赛跑”。在这场角逐中，“标签”既代表着“认可”，也是一种“昭告”。随着艺术家的创作被贴上了标签，被陈列于公众和市场的高光里，也意味着他在某个阶段的创作宣告了“死亡”，这催逼着他必须开启新一轮的突破和探索。按照蒲英玮的话说：“只有在标签被‘贴上’、被‘撕掉’、和被‘覆盖'的过程中，艺术的认知才会被更新。”
对于任何一位艺术家来说，贴上标签，揭掉标签，即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使命。考验着TA对于艺术生命力的终极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