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上旬我有幸参见了一个以振兴科技教育为主题为期两周的研讨会。与会者大多是来自工科背景的学者，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凤毛麟角。尽管与会者学科背景差异很大，但大家一个共同感兴趣的主题是如何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科技教育强国。这无疑是这次研讨会吸引每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荣誉感的学者的缘由所在。邀请的与会的部分学者基于自身的科研教育经历和身边杰出团队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做了大量精彩的分享。其中涉及的科技精英，既包括已故的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邓稼先、于敏和汉字输入法的发明者北大方正创始人王选，和前不久离世的周光召，也包括目前仍活跃在科研一线的院士和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公关项目的青年科学家。令每位与会者印象深刻的是，邓稼先和于敏这些优秀的科学家们在那样艰苦环境中通过科研坚守和集体协同创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科技辉煌。
回顾过去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随着思考的深入，与会者不约而同地聚焦到未来如何使中国成为科技教育强国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使中国成为科技教育强国呢？
第一，从赶超式研究到创新式研究。
在邓稼先所处的那个时代，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的科学家必须以团队作战，攻坚克难，快速实现从无到有。目的仅仅是实现和主要国家在竞争策略选择上的相互制衡。那时的科研目标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别人有的，我们也应该有。也许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科学研究范式总结为赶超式研究。
毫无疑问，对于赶超式科研，采用大军团作战的科研攻关方式是适当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科研目标是明确的，清晰的。尤其是刚刚建国和经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可以水到渠成地把组织军队作战的经验复制到赶超式研究中。一方面是赶超式研究科研目标的明确，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使大家容易和习惯接受大军团作战的研发组织模式。因而，在邓稼先那个时代，取得时至今日令世人瞩目的科研成就除了那一代科学家的艰辛付出，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时代的产物。强调这一点仅仅是为了表明它所具有的时代不可复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