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继续卷还能卷出一个结果，那也就卷了。可是当你发现已经卷不到一个结果的时候，在这样一个（艺术）系统里，你又能做些什么呢？”
探访崔灿灿位于北京草场地的工作室，时间是2024新年的第二天。他刚刚经历一场重感冒，身体还在恢复中。
屋外，北京冬天的日光在薄薄的雾霾背后不温不火；屋内，崔灿灿打起精神，保持着作为主人的客气。宽敞空间的一角因为他一根接一根地吸烟而氤氲缭绕，气氛甚至一度有点颓。心里不免打鼓，他曾自诩是艺术圈的战士，但这次拜访，似乎是赶上了这位战士不常见的中场休息时间。
不过很快，他的表达就恢复了极高的语速和密度，偶尔还夹杂着戏谑。但也不难感受到，他并不是在目中无人地滔滔不绝，而是在试图用语言制造一条湍急的河，然后凭着那股奔流的势能，组织思绪，回应问题，寻找机锋和结论。在这条诉说之河里，他的诚恳和耐性，厌倦和失落，也在时隐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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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的房间里，满满都是策展的痕迹。靠在墙边的两面大黑板上，繁密的文字和图形，保存着过往展览的推演思路，同时也像是在展示一位策展人的资历。在记录罗中立回顾展的那块黑板上，以大号字体写下的“重返人性”，被着重画了一个圈。旁边另一块袁运生展览的黑板上，不同颜色的箭头和草图之间，“为了共同的命运”被标注的格外醒目。
去年，崔灿灿跨过了他策展生涯的第十个年头。2013年的夏天，他在北京西北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一个由公共厕所改建成的实验空间里，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标志性展览项目《夜走黑桥》。这个吸引200多位艺术家自愿参与的实验展出，带着粗粝的奇观色彩和一股草莽气，后来有些艺术圈内的人士称其为“打砸抢”风格。虽然如今，崔灿灿已经可以时常现身各大美术馆，与大师级的艺术家们做宝相庄严的恢弘展出，但《夜走黑桥》始终是他职业生涯里被提及最多的标签。
这个标签注释着崔灿灿身上某种难以复制的矛盾和复杂：一位来自江苏小城的青年，用十年时间，靠着热爱和奋勇，一路向前，冲杀到行业舞台的抢眼位置。
站在今天回头看，在这十年中的不少时间里，中国当代艺术所呈现的，是一番与奔腾的经济互为映照的景观。源自奋斗时代的传统观念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与此同时，新思潮和新认知也层出不穷，至少看上去，艺术的核心圈层还没有被修剪出明确的轮廓，依然在吸引后来者奋不顾身地前去创造可能性。
而崔灿灿就像这股时代动能的一个注脚，他在争议和掌声中左冲右突，常年保持着极高的工作量。在展览现场，他就像个昂扬的“仁波切”，洋洋洒洒地回应所有关于策展的问题。同时他还会像开产品发布会一样激情导览，并不忘把自己的浓烈能量和观展氛围融为一体。
《夜走黑桥》展览海报，图片：网络资料2
“我拒绝做自我发明。很多人回溯自己的经历，其实都是在做自我发明，一会强调客观，一会强调主观。但是其实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是混在一起的。”
起初我尝试请他梳理自己过往的策展心得，却没有得到他的回应。
转而崔灿灿叙述的是他当下的心境：他最近偶然又看了一遍电影《教父》，片中那段老教父被重重难题围困的桥段，如今会让他特别动容：“你既要照顾好家庭，又要维持好事业，感觉这就是一个男人的标准。虽然这话听着很男权。”
过了一会儿，他又讲了另一个故事：在过去的一年，他的父亲遭遇了严重的车祸。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既焦灼痛苦，又带有些因果和玄学色彩的经历。
“有那么一段时间，对艺术我没那么相信了。在ICU门口，你的专业毛用都没有。你会发现，在医生面前，人天然是是示弱的。你只会说特别傻逼的话，没有医生会给你答案，但你还是会不停地说。”
崔灿灿刚刚度过自己的本命年，对于一个策展人来说，他正在迎来最好的年纪。但生活中不期而至的冲击，却让他不得不去面对诸多具体问题的汇聚和纠缠。而艺术行业的大环境，也在持续转向黯淡。疫情以来，无论是市场数据还是业界动态，艺术领域始终难有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复苏消息。
而更让他焦虑的，是他经过打拼而抵达的那个艺术中心地带，眼下正在同时显现出空洞和拥挤。
在去年11月的上海艺博会期间，崔灿灿说他看到的是一种“疲惫”：“320个展览同时在上海出现，每个展览都很卷。就像320个人都在台上跳舞，直到精疲力尽，但大家其实都找不到观众在哪里。”
供需关系的矛盾，还并不算是这个忧虑的核心。随着经济潮水的逐渐退去，艺术的宿命感正在显现出真容：在外表的锋芒和瑰丽之下，它的内核并不强硬，在时代起伏面前，艺术并不真正具备主宰自身前途的能力。
“我曾经热衷的对博览会、对拍卖进行批判，但是最近我基本上不干这个事了”，崔灿灿说：“我们其实就是生活在同一片森林里的不同树木，曾经会因为不同的主张而产生纷争，但现在你发现，最大的纷争并不在树和树之间，而是阳光、雨水和氧气，是突发性的气候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