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3年，赵尔巽从山西调任湖南，面对当地学堂“骚动”，他向学生们大谈民权自由，写下几千字驳斥文章，其中满是西方名人：从达尔文、斯宾塞到马志尼、林肯。不过赵的幕僚披露说，这位新任巡抚只是买了26本《新民丛报》看了半个月，然后记住了这些时髦人物和观点。
这一年正在北美流亡的梁启超成为一种符号，对美国人来说，他是一个伟大而勇敢的记者。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30岁的梁启超既提供见识，也展示勇气。梁的影响力既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全球传播的结果，也是“流亡”身份的赋能。一个传统知识人如何变成现代意义上的持不同政见者？这并非许知远的《梁启超：亡命（1898-1903）》描绘的主要图景，却依然可以自洽地构成一个叙事线索。
许著笔下的梁启超，让人想起半个世纪前流亡于欧洲的赫尔岑，不仅因为后者在伦敦出版了两份俄文杂志（《北极星》和《警钟》），更因为这位流亡者让日本人重新理解了中国变革甚至中国人本身，正如西方政治思想家通过赫尔岑和巴枯宁重新发现了俄国，他们是“野蛮而恐怖的俄国居民中最早被这样看待的两位”（以赛亚•伯林.：《观念的力量》）。
东京接纳康、梁时不无忽视甚至敌意，康有为几个月后被驱逐，梁启超则在日本成长为一个具有现代心灵的中国人。他是清国人，但更像一个来自未来的中国人。“流亡者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习惯性地承担他们的政治义务和忠诚。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他们必须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开始什么样的生活。”（朱迪丝•N. 施克莱：《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想家》）。梁启超的新生活崭新而充满刺激，对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它先传递给了留学生和华侨，随后影响到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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