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

英国的不安全感问题不应归咎于全球化

奥康纳:英国低收入劳动者的不安全感和平价保障性住房的短缺很难说是全球化的责任,症结更多在于英国国内。

2009年初,当我走下飞机开始在华盛顿的驻外工作时,这座城市似乎充满了活力。当时美国正处于衰退之中,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刚刚当选总统,他的竞选承诺是“希望与变革”。最近,英国影子财政大臣蕾切尔•里夫斯(Rachel Reeves)前往华盛顿发表演讲时,我想起了那段日子。她的演讲似乎抓住了新的政治风潮——她阐述了她称为“安全经济学”(securonomics)的经济政策。

在经历了几年的缓慢经济增长、全球疫情和欧洲战争之后,人们已经没有心情再相信宏伟的愿景,政客们也相应地缓和了他们的言论。事实上,他们的承诺在马斯洛(Maslow)需求层次上似乎下降到了仅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希望与变革在他们的话语中已经消失;“安全”现在流行起来了。

里夫斯在演讲中表示,世界正经历一个“不安全的时代”,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受到全球力量的冲击”。她对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拜登(Biden)政府提出的非常相似: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优先于全球化;产业政策优先于自由放任;韧性优先于效率。她说:“我们是时候承认,我们曾经知道的全球化已经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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